阅读《平宋录》时，我常常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困惑。这部看似记录宋元易代历史的文本，为何总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某种矛盾的气息？作者刘敏中身为元朝官员，笔下却时常流露出对故宋的复杂情感，这种立场上的摇摆让人捉摸不透。他既称颂元军的武功，又对宋朝文人的遭遇深表同情，这种分裂的笔触令人不禁怀疑：究竟哪个才是作者真实的内心？ 书中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尤其耐人寻味。那些血腥的厮杀被赋予了某种诗意的美感，刀光剑影间竟夹杂着对风物的咏叹。这种将暴力与美学并置的写法，让我困惑于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出于对历史的忠实记录，还是别有深意的文学加工？更令人费解的是，书中那些被大书特书的忠义故事，往往在结尾处突然转折，暗示着某种更为复杂的现实考量。这种叙事上的断裂感，仿佛在提醒读者：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 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书中对人物命运的记述。那些誓死不降的忠臣被详细记载，可他们的家人结局却常常语焉不详。这种选择性记载的方式，究竟是史料缺失所致，还是作者有意为之？我时常在想，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在经历着难以言说的精神挣扎。就像书中那个投降后又自尽的官员，他的选择背后，藏着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 读罢掩卷，最大的困惑莫过于：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部作品？是当作客观的历史记录，还是带有个人情感的历史叙事？或许正如书中那些模糊不清的细节所暗示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评说的话题。这种困惑本身，也许正是阅读这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

读《平宋录》时，忽然意识到这部军事实录与《道德经》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智慧竟有异曲同工之妙。战争这个看似最暴烈的领域，恰恰最能体现天道运行的微妙平衡。就像阴阳二气在天地间流转，战场上的攻守之势也暗合着宇宙的根本法则。 忽必烈灭宋的军事行动，表面看是蒙古铁骑的武力碾压，细究却处处可见"柔弱胜刚强"的智慧。伯颜率军渡江时不急于强攻，反而修书劝降，这招"不战而屈人之兵"简直是从《孙子兵法》里活剥下来的。襄阳之战相持六年，看似消耗巨大，却像太极推手般化宋军锐气于无形。这种战略耐心，倒让我想起老子说的"大器晚成"——真正的征服从来不是靠蛮力，而是等待对手内部熵增到崩溃临界点的艺术。 最耐人寻味的是元军对南宋降将的任用。吕文焕、范文虎这些宋将反倒成为灭宋先锋，这不正暗合"反者道之动"的深层逻辑吗？就像水总是往低处流，人心向背也自有其势能。忽必烈深谙此道，懂得用熵减手段重组能量——把南宋积累的军事经验转化为己用，比重新打造战争机器省力得多。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元朝完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征服后，自己却陷入更快的熵增过程。就像管仲当年预见的，任何强制秩序都需要持续注入能量维持。元朝不过百年而亡，或许印证了《易经》"亢龙有悔"的警示：即便是最精妙的征服艺术，最终也会被天道平衡。 掩卷沉思，忽然觉得战争史才是最生动的易经理科实验。那些金戈铁马的背后，不过是在演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永恒剧本。如今看大湾区昔日的古战场已化作经济热土，才懂得所有的征服最终都要臣服于更大的天道——就像潮水退去后，沙滩总会恢复自然的曲线。

可惜刘整未得全功

不少读者觉得《平宋录》读起来费劲，内容不好理解。其实这本书写的是宋元之际的事，用的是当时的白话文。白话文里夹杂着许多十三世纪的北方方言，现在的人自然觉得陌生。读不懂的原因在于方法不对。看宋元时期的文献，最好先了解《中原音韵》这类基础工具书。 元代人说话和现在差别很大。比如书中常见的"行院"、"勾栏"这些词，在当时是日常用语，现在却成了专业术语。钱大昕说过："读元人杂剧，须知当时俗语。"这话用在《平宋录》上也合适。这本书写的是至元年间的事，用的多是北方官话，还带着些大都的土话。 有个例子能说明问题。书中写"阿里海牙麾下执缚宋将"，现在的读者可能不明白"执缚"的意思。查《元朝秘史》就知道，这是当时军中常用的说法，就是"捉拿"的意思。再比如"投下"这个词，在元代特指贵族封地，现在早就没人这么用了。 《平宋录》里这类词语不少。有些是军事术语，有些是官府用语，还有些是市井俗语。要读懂这些，光看注释不够，得对照着《元典章》《通制条格》这些元代公文来看。陈垣先生研究元史时就强调，必须结合当时的法令文书来读私人著述。

有人从《平宋录》中看到"卷甲疾趋，出其不意"的用兵韬略，有人读出了"存亡继绝，终始一心"的赤胆忠诚。可当我翻开这部记载宋代战事的史书，却感受到远不止于军事谋略的智慧——它更像一位沙场老将向我讲述着国家存亡之际的血性与担当。那些简练有力的文字间，分明跳动着一个个宁折不弯的灵魂。今日重读这些湮没在时光中的战事细节，突然明白一个民族的气节正是在这样的记录中代代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