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志》子部兵家类著录“《太公金匮》二卷”，即《汉志》道家类著录的《太公》一书中的子目《言》。古人云“藏之金匮”，含有保密之意，兵家言当然是秘密的，故《太公》之《言》得称《太公金匮》。《太公金匮》亦为战国后期齐国稷下学者伪托姜太公所作的兵书(参阅“六韬”条和“太公阴谋”条)。唐马总摘编的《意林》有《太公金匮》二卷，摘录《太公金匮》五条。其一至三条为武王问、太公答的形式，属于政治方面的言论。另两条为哲学家言： (一) “道曰： 微而生，祸自微而成;慎终与始，完如金城。”(二) “行必履正，无怀侥幸;忍之须臾，乃全汝躯;刀利皑皑，无为汝开;源泉滑滑，连旱则绝;取事有常，赋敛有节。”此论确与老子哲学相通，此所以刘歆以之入《兵书略》，而班固将其归入道家类也。盖此书与《六韬》有所不同，既有兵家言，又有哲学家言，并有政治家言。从《意林》可知，《太公金匮》至晚唐犹存。《旧唐书·经籍志》尚于“兵家类”著录《太公金匮》二卷，不知是五代撰修《旧唐书·经籍志》者得见此书，还是照录《隋志》。清人汪宗沂辑有《太公兵法逸文》一卷，其中有注明来自《太公金匮》者。

《吴子》又称《吴子兵法》、《吴起兵法》相传为战国时卫国人吴起所作。现存《吴子》分上下两卷，每卷三篇，共六篇。宋代将《吴子》列入《武经七书》。提出以治为胜，赏罚严明，主张在军队实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等条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编组，实现军队的优化组合。要求统军将领“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四个关键的因素。提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进攻，以夺取胜利。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