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较为完整和细致地勾勒了它从起步到发展至顶峰，再到成为殖民地统治代理机构的转变，最后逐渐瓦解的全过程。 全书共11章，首先介绍了不断崛起的诸国东印度公司，其次叙述了胡椒、肉桂等香料及棉织物的进口与销售，进而分析了英国东 印度公司的融资形式、组织架构、商品构成等，随后介绍了南海公司及其引起的金融危机，以及此后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变化，最后述及东印度公司的性质变化及其瓦解的过程。在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脱工业化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下，重新回顾商业资本家的发展历程显得尤为必要,从这一点来看，本书对于现代商业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的经典经济学著作。与《叙事经济学》一道，构成了其以行为经济学为主体的学术思想。 《非理性繁荣与金融危机》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剖析了房地产行业是如何泡沫化，进而引发市场崩溃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依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次贷危机爆发前的10年间，不断高企的房价使得人们非常自负，大多数人，包括评级机构在内，都认为房价不可能下跌。这种盲目乐观的心态导致人们对于存在的风险以及潜在的高额债务视而不见。房地产泡沫，以及促使泡沫产生并扩大的心理因素，是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 席勒认为非理性繁荣是导致次贷危机的根源，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的症结。如果人类不抑制自己的本性，就会催生经济泡沫，也会被泡沫破裂伤害。人性的本能缺陷导致我们无法正确地管理风险，由此才引发了金融危机。 面对这次巨大的危机，席勒提出了应对危机的短期解决方案，以及防范下一次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通过政府的各项措施使经济重归正轨只是权宜之计，长期的变化应该使得金融体系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得更好。他提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方案，包括创建新型的经济测量单位，预防人们产生“房价不会下跌”这样的错觉，以及为政府融资提供更好的方式，设计更好的风险管理工具等。他认为，应通过一系列针对金融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抑制泡沫，防范金融风险。

《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本书为他赢得广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漠、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 这部著作从问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学术界中存有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内在悖论。我们知道，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它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团体选择的争端之中。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的。这些论点的非理性特征与其高度理性的几近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存在的这种缺陷，日后也为作者本人意识到，他在后来出版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处涉及这个难题，试图将古典自由主义与“进化”的主题结合起来。至于这一尝试成功与否，尚有待评说，但哈耶克及其著作无疑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政治思想领域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