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类著作。东汉徐幹著。今本二卷，共二十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云六卷。陈振声《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作二卷，与今本合。北宋曾巩在《校书序》中指出：“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幹《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幹《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幹著《中论》二十余篇，于是知馆阁及世所有幹《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书中提出：“大义为先，物名为后”的命题，反对当时“鄙儒”之“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中论·治学》)。故其内容主要是阐明儒家经义。魏文帝曹丕称其成一家之义，足传于后。有《四部丛刊》本、《双鉴楼》本及《四库全书》本。

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列有《言子》三卷。陈振孙与王邑宰为同时人，悉其事，故载之于书。考王公爚所次《言子》三卷，书已失传，惟元代大德间赵孟顺书《卢侯生祠碑记》有“言子废集，卢公重加侵梓”之语，碑在县儒学。明邑宰耿公与侯氏辑注《言子文学录》一卷，耿邑宰所注《言子文学录》，全文悉备，其书采选《鲁论》、《礼记》、《家语》诠次之，文与原书次第不侔。考当日惟视语义，各从其类。如《论语》先载子游问孝章，而《文学录》首辑“文学子游”四字，余皆类是。顾于诸书，犹有挂漏。不揣彅劣，重为讨辑之，仍昔名曰《言子文学录》。耿公原书所有者并注，录之加注“侯氏辑”、“耿氏注”等字，不敢没古人之用心，其先后亦仍之。今所增入者，添注“今增”二字。略仿宋王邑宰分辑三卷之意：第一卷文学上，凡言学问政事入之；第二卷文学中，言丧礼者入之；第三卷文学下，言杂礼者入之。共成三卷，略存旧体。

西汉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三篇缺佚。本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於后世。”后人将“说《春秋》事得失”的《蕃露》、《玉杯》、《竹林》之属数十篇编辑成书，并以《蕃露》之篇名为书名，称为《春秋繁露》。《隋书·经籍志》著录该书十七卷，宋《崇文总目》著录其十七卷、八十二篇。今本是宋朝楼钥的校本。该书以儒学为中心，杂以阴阳家之学，并旁采道、法、墨、名等家思想，发挥《春秋公羊传》之微言大义，形成了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特征的新儒学体系。在宇宙观上把“天”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确立了“君权神授”论。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统一，认为矛盾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从而确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在认识论上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建立了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人性论上倡“性三品”说，并根据其“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提出“三纲”、“五常”的名教思想。注解本有清凌曙的《春秋繁露注》、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