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这本《论语集解义疏》在书架尘封已久，前些日子整理旧书时偶然翻出，纸张已经泛黄。说来惭愧，作为中文系出身的人，竟从未认真读过这部号称"南朝经学双璧"之一的著作。这次重读，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带着某种逆反心理的审视——毕竟，在当代儒学复兴的浪潮中，皇侃的注疏被捧得过高了。 翻开第一卷就让人皱眉。皇侃对"学而时习之"的注解，竟用了近两千字来铺陈"学"的广义与狭义。这种过度诠释的毛病贯穿全书，仿佛不把简单道理说得复杂就不足以显示其学问渊博。更令人不适的是他引经据典的方式，动不动就搬出郑玄、王肃等前代大儒的观点，看似严谨，实则是在前人阴影下亦步亦趋。记得在解释"温故而知新"时，他居然列出七种不同的训诂说法，却对孔子这句话的现实指导意义避而不谈，这种舍本逐末的注经方式，活脱脱是南朝文人的通病。 最不能忍受的是其中泛滥的玄学色彩。在疏解"仁者爱人"时，皇侃突然大谈"体用一如""本末不二"，把儒家伦理生生拽进了玄学的泥潭。这种以玄解儒的倾向，在注解"克己复礼"时达到顶峰——他居然用"遣之又遣"的玄学方法来解释孔子的实践哲学，简直是对原始儒家精神的背叛。我不禁想起钱穆先生的批评："南朝经学，非儒非玄，亦儒亦玄，终成四不像。" 不过平心而论，书中也有闪光之处。他对"祭如在"三字的解释就别具只眼，指出"如在非谓真在，亦非谓不在"，这种辩证思维确实展现了南朝学人的思辨水平。可惜这样的真知灼见在全书占比太少，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无休止的概念游戏。比如在讨论"君子不器"时，他花了整整五页篇幅辨析"器"的十七种引申义，却对这句话蕴含的素质教育思想轻描淡写。这种注经方式，不正是孔子所批评的"学而不思则罔"的典型吗？ 特别想吐槽的是书中随处可见的门户之见。皇侃对郑玄注的盲目推崇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凡郑注与其他各家有出入，必定曲为之说。在解释"民可使由之"时，明明王肃的解释更合情理，他却非要牵强附会地维护郑玄的曲解。这种学术上的偏执，让这部号称"集解"的著作实际上成了郑玄学的宣传手册。我不由想起清代学者焦循的锐评："皇氏之疏，名为集解，实为郑学张目。" 最讽刺的是，皇侃在序言中自诩"折衷群言，归于至当"，可通观全书，哪里有什么折衷？处处都是党同伐异。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倒与南朝士族"清谈误国"的做派一脉相承。在疏解"巧言令色鲜矣仁"时，他自己不就正在犯这个毛病吗？用华丽的辞藻堆砌出空洞的释义，这种注经方式，不正是孔子最厌恶的"言不及义"？ 重读完毕，合上书页，不禁长叹。这部被后世奉为圭臬的著作，说到底不过是南朝学风的一个标本——繁琐、玄虚、门户之见深重。它或许可以作为研究南朝学术史的史料，但若当作理解《论语》的指南，恐怕会让人误入歧途。在这个意义上，朱熹当年批评"皇氏之疏，支离蔓衍"，真是一针见血。现代读者若想真正领会《论语》精髓，与其啃这部浮华空洞的义疏，不如直接读白文来得真切。 书架上的《论语集解义疏》又被我放回了角落，这次大概很久都不会再碰了。有些经典，未必真如传说中那么值得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