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帛书。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约17000字，共27章。其中11章与今本《战国策》、《史记》大体相同，其余16章不见他书。所记史实大多发生在战国后期。全书编定时间约在秦统一前后，主要是纵横家言论，故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体裁包括书信、游说词、谈话记录等。以记言为主，少数兼记事实。绝大部分无作者或游说者姓名，编排次序也不依事实先后。1至14章为一组，皆系苏秦史料，可能是苏秦所写的密信。其中材料有助于订正其他古籍关于苏秦事迹的讹误。第15至19章为一组，第20至27章为一组。其中第25章提供了李园杀春申君后曾为楚相、吕不韦曾被迫接受燕国贿赂等新史料。全书思想倾向与《战国策》基本一致。但文风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真实而坦率地表现出搞阴谋诡计的心理和纵横捭阖的作风。很少有夸张渲染排比骈偶的文字，句子参差不齐，以达意为宗，不以能文为尚。由此可以推知，今本《战国策》的文字并非说客原貌，可能经过后人修饰加工。

一卷。周阙子 (生卒年不详)撰。关于《阙子》的撰者名字、里爵已不可考。清人马国翰认为其六国时人。应劭 《风俗通义》曰:“阙,姓也,承阙党童子之后。有阙子著书。”《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 “《阙子》一篇。” 《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 《补阙子》十卷,亡。”《金楼子·著书篇》亦云: “《补阙子》一帙,十卷。金楼为序,付鲍泉东里撰。”新、旧《唐书》沿袭上说。《阙子》原书早佚,梁元帝 《补阙子》今亦不传。在《水经注》中引有一节,似先秦原书,非梁所补。清人马国翰引之,并为一卷,以《玉函山房辑佚书》 本刊行。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