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明代戚继光著，成书于隆庆五年(1571年)。 共9卷，附杂集6卷。现存有明刻本，清代以来有众多的抄本和刻印本，多种丛书亦收录。全书可分为练卒和练将两大部分。正集一至四卷为练伍法、胆气、耳目和手足，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的场操、行营、野营、战约和杂集中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则为营阵训练。通过训练达到“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 “万人一心，万身一力”，以取得“防身杀贼立功”的实效。该书反映了在当时的作战 对象和火器大量使用的情况下编制装备的改进，即车、步、骑、辎各营配备较多火器。同时，反映了练兵方法的革新，即训练步兵、骑兵、车兵和铳手、炮手等配合作战，以发挥各种武器的威力。这具有时代的特点。作者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将官的品德修养，战术和技术修养，以及养兵、练兵、用兵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作者还主张兴办“武庠”，训练将官，并放到实战中锻炼，以培养深谙韬钤的良将。《练兵实纪》总结了明代的练兵经验，且文字通俗，便于官兵“口念心记”，掌握运用，对当时边备修整，保持安宁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兵家所重视。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