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将著作命名为《曙光》时，绝非仅为吸引那些"以书名断书"的庸常读者。这个书名喻示着他自身哲学体系的破晓——此前他的思想视野虽未全盘接受，却始终笼罩在叔本华、瓦格纳乃至孔德的阴影之下。《人性的，太人性的》尚属过渡产物，自与拜罗伊特决裂后，尼采在这部作品中竭力重立思想根基，夺回精神自由，摸索着专属的哲学道路。1881年在热那亚春日勃发中写就的《曙光》，正是这位新尼采的黎明。"此书开启了我对道德的征伐"，他在自传《瞧！这个人》中如是宣告。正如其鼎盛时期的《快乐的知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本书同样彰显着尼采无与伦比的深度心理洞察力，这种令十九世纪乃至任何时代都黯然失色的洞见，注定使他成为人类精神最锐利的审判官。

作为超验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爱默生的大部分作品是对18世纪启蒙时代的回应，该时期也被称为“哲学世纪”。启蒙运动标志着西方核心信仰的转变，随着新思想和教义的出现，如政教分离，以及强调理性而不是神圣权威，作为判断的最终源泉。 相比之下，爱默生相信超验主义将个人的精神直觉作为真理和智慧的最终源泉。这一概念贯穿整个《自然》，因为爱默生主张个人不是通过宗教教义，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和解释来理解世界和神圣。爱默生的哲学和神学观点也与一神论并存，一神论是他一生中在波士顿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运动。 爱默生对一神论信仰的某些方面产生了共鸣（例如强调对真理和意义的个性化探索的重要性），但比起一神论教会鼓励的矜持、理性的心态，他更喜欢更强烈的精神体验。

论自愿为奴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一篇重要文章，后来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政治色彩的人士广泛引用。就拉波埃西的职业而言，他本是政府机构的一员，他也是权力的忠实仆人，但他的""论自愿为奴""却被后世认为是无政府主义和公民抗命的开山之作，而拉波埃西也被认为是最早探讨权力异化的先驱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