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同时提出了责任问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能源制造、医疗和军事工程、纳米和太空技术等领域，伦理学问题也随之而生。这些是好还是坏？为了正确做出决策，机遇和风险、危险和安全、进步和责任都是人们必须考虑和权衡的问题。《技术伦理学手册》由多名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和机构组织的 专家、学者合力撰写而成，阐释了不同科技领域的技术伦理学核心概念，展现了技术伦理学的伦理-哲学基础，并分章节论述了人们普遍关心的核能利用及核废料处理、基因和克隆等技术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技术进步的环境后果等问题。

本书力图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对理想理论展开批判性探讨。作者指出，理想理论以单一理想为目标，追求正义与道德同质化的社会，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形态，因为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与道德实践始终存在多样性。基于此，作者提出“多元开放社会”的概念，并为其道德基础进行辩护。在这种社会中，不同理想之间的分歧非但不是障碍，反而成为推动道德进步的动力：它促使人们更深入地反思自身正义观，同时通过不同道德视角的交流与互鉴，为共同道德框架的改进提供可能。

这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于194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是一篇充满个人见解的论述，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反映了赫胥黎当时对社会的看法。他提出了许多预测，其中许多在60年后都成为了现实。文章始终贯穿的一个主题是赫胥黎对权力分散型社会的青睐。

刘易斯的基督教背景在《四爱》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刘易斯在整本书中援引了若干核心基督教教义，特别是三位一体（基督教信仰中上帝永恒地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存在）和道成肉身（相信耶稣基督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 这些教义构成他理解爱的基石——他将上帝视为永恒自我奉献的爱（以三位一体的形式），将基督视为爱的化身（暗示人类的爱本身兼具人性与神性）。由于刘易斯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的早期基督教神学传统，且预设了读者具备基本基督教知识，因此在理解其关于爱的论述时，必须始终把握这一神学框架。

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92）部分旨在理论性回应埃德蒙·伯克《法国革命论》（1790）中迂腐的保守主义。该书秉承约翰·洛克与让-雅克·卢梭的学术传统，提出了一套大众民主统治的宣言。潘恩在书中探讨了政治人的本质，进而激励基层革命运动对压制民众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批判性审视，并在必要时实施改革或推翻重建——这些制度最初本应为人民服务。 潘恩以澎湃的激情、无畏的勇气和对理性的无限执着为思想利刃，为捍卫自由、争取全民自决权作出了震撼人心的抗争。他对自由的追求绝非盲目，从不无条件支持任何改革。 在《人的权利》第二卷中，潘恩明确反对为革命而革命的行径。真正的革命不仅需要推翻旧政权，还必须包含理性构建的替代方案，切实满足人民需求。

G·K·切斯特顿是优生学思想的早期批判者，他在著作《优生学和其他罪恶》中阐明了这一立场。 当时优生学的倡导者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哲学，主张通过各种干预手段改良人类遗传特质。而今天，它已被广泛认为是一场残暴的运动，对数百万民众造成了大规模的人权侵害。 切斯特顿对优生学的批判更延伸至对现代社会中科学官僚主义与严苛社会组织狂热的深刻反思。其文字始终贯穿着犀利的智慧与幽默感，常以​​悖论式表达​​在世界观察中注入严肃评论，议题涵盖政府、政治、经济、哲学、神学等多元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