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阮籍著。又称《阮步兵集》、《阮嗣宗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前后变化较大。《乐论》大约写成于正始初年(正始年始于240年,终于248年),继承了儒家的礼乐观,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认为“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通易论》、《通老论》写成于正始年间,强调儒道合流,名教与自然相结合,主张“臣之求君,阴之从阳”(《通易论》),认为名教的基础在于自然,理想社会应当无为而治,“君臣垂拱”(《通老论》)。《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写于正始之后,全面继承了老庄思想,认为自然、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皆一气之盛衰;善恶、是非、死生都无所区别;理想的人生应当无慧无求,顺应自然,“恬于生而静于死”(《达庄论》);认为今日士大夫恪守礼教当与裤中之虱无异;理想的社会形态应当无君臣、无礼法。现存最早版本是明嘉靖间陈德文、范钦刻本,此外还有天启、崇祯间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明末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清严可均辑入《全三国文》本(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陈、范本为底本校勘出版两卷本,上卷文,下卷诗。

西汉赋。扬雄作。据《汉书·扬雄传》:“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文章以主客问答体写成,假设有客嘲笑他不善仕进,于是他加以辩驳。作者引征大量史实,反复解释比较,论证世异事变的道理,说明战国之世,群雄争霸,“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士人能够“矫翼厉翮,恣意所存”,而今天下一统,“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庸夫在位,排斥异己:“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步而投迹”,士人根本不能像战国之士那样靠上疏和论辩取得禄位。作者既不能像蔺相如、公孙弘、霍去病那样建功立业,又不能像四皓那样高隐,也不肯像司马相如和东方朔那样放诞,因此只有默默守其《太玄》。这篇赋虽然在内容和写法上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在思想和情感上更加深刻,作者就个人的遭遇申发开去,对士人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作品因而更其普遍性。本文语言犀利,论辩有力,纵横恣肆,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后来的仿作如崔骃《达旨》、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难与本文比肩。

古代艺术美学著作。三国魏晋嵇康撰。其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强调音乐具有永恒魅力,无盛无衰,令人不厌不倦。高度赞扬音乐的感人力量:“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从重雅轻俗的美学思想出发,要求琴家保持“旷远”、“渊静”、“放达”的审美心胸,并阐述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各种现象变化,都由乐器的物质结构所形成,即由于“器和”、“张急”、“间辽”和“弦长”所产生的“响逸”、“声清”、“音痺”、“徽鸣”等现象,而乐器本身则总是保持其“洁净”、“端理”、“和平”的原貌。又从“怀戚者”、“康乐者”、“和平者”说明各种主观情感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感受不同,而音乐本身仍只以“中和”来统物感人。其美学观点,反映了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价值自身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寓教于美的艺术文学观点的一种批判与背离。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据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1525年)仿宋刻本;鲁迅手校《嵇康集》影印本;《文选》李善注本;《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代乐论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