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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反复研读。《尉缭子》作为战国时期尉缭的军事著作,与《孙子兵法》并称兵家双璧,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典籍。全书二十四篇,以问答形式呈现,既有对战争本质的深刻论述,又包含具体的治军方略,堪称古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尉缭卓越的军事智慧,更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战略思维,至今仍为军事研究者所重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是尉缭军事思想的核心要义。他将战争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强调"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这种对战争的清醒认识,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尉缭主张"先胜而后求战",这与现代军事战略中的"威慑理论"不谋而合,体现了其思想的前瞻性。 治军之道,尉缭有其独到见解。他提出"凡兵,制必先定",强调军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中"什伍相保"的连坐制度,既保证了军队的纪律性,又增强了士兵的集体意识。这种组织方式,即便放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团队建设方法。尉缭特别重视将领的选拔培养,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五德标准至今仍是衡量军事人才的重要准则。 在战术层面,尉缭的论述尤为精辟。"兵贵神速"、"避实击虚"等原则,不仅适用于古代战场,对现代商战竞争也有启发意义。他提出的"以正合,以奇胜"的用兵之道,与《孙子兵法》中"奇正相生"的思想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精华。尉缭对地形、天时的重视,以及对情报工作的强调,都显示出其军事思想的系统性。 尉缭的军事哲学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性思考。他认为"民无常勇,亦无常怯",强调士气的重要性。这种对心理因素的重视,与现代军事心理学的研究方向高度一致。在赏罚制度上,他主张"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这种及时奖惩的原则,至今仍是管理学的金科玉律。 值得注意的是,尉缭的军事思想并非一味强调武力。他提出"战胜易,守胜难"的警示,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这种对战争后果的清醒认识,体现了一个军事家的责任担当。在他看来,真正的军事家应当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尉缭子》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军事理论,更在于其中蕴含的哲学智慧。尉缭将军事问题置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思考,这种整体性思维对当代战略研究仍有借鉴意义。书中关于"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论述,展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实属难能可贵。 研读《尉缭子》,常让人感叹古人智慧之深邃。尉缭对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思考,对实力与谋略的平衡把握,都显示出超越时代的洞察力。这部著作虽然成书于战国乱世,但其思想精髓却穿越时空,对当今世界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全球化时代重读《尉缭子》,我们不仅能获得军事智慧,更能从中领悟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哲学思考。
尉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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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
尉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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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士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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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非  著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