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局外人》被誉为存在主义文学经典，但细读之下，这部作品更像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底层生活的猎奇式想象。默尔索这个人物被塑造成所谓"绝对真实"的象征，但这种真实恰恰暴露了作者对工人阶级生存状态的严重误读。当加缪让他的主人公说出"妈妈死了，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昨天"这样冷漠的台词时，他实际上是在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游戏解构普通人的情感逻辑。 默尔索的"局外人"姿态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真正的底层劳动者根本不可能像他那样对工作、人际关系甚至生死都保持超然态度。书中那些被反复解读的"存在主义时刻"——比如在海滩上盲目开枪的情节——放在现实语境中看，不过是一个精神空虚的白人殖民者在北非土地上的暴力宣泄。加缪将这种殖民者的疏离感包装成普世的人类困境，堪称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文学营销案例之一。 小说最大的认知偏差在于，它将工人阶级简化为某种哲学符号。默尔索在法庭上的沉默被解读为对司法制度的反抗，但这种解读完全忽视了真实司法体系中阶级权力的运作机制。现实中，一个法语不流利的阿拉伯劳工如果表现出默尔索式的冷漠，等待他的不会是存在主义式的哲学讨论，而是更严厉的司法惩罚。加缪将殖民地的种族问题抽象化为存在主义命题，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是特权阶层的思维产物。 作为读者，我承认《局外人》的语言确实具有某种诗性魅力。但必须指出，这种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者对现实苦难的美学消费。当知识分子在巴黎咖啡馆里讨论默尔索的"真实"时，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工人正在为最基本的生存权而斗争。将前者包装成后者的代言人，不仅是文学上的僭越，更是道德上的虚伪。存在主义哲学或许能解释个人的焦虑，但永远无法替代对结构性压迫的现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