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二十卷四十九篇。书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内篇三十六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刘知几在该书中批判了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汉书》之类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故事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大量记载，则斥之为“言无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决定写史的详略。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认为史家必须兼有才、学、识“三长”，而特别重视“史识”。对于写史，则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并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进行讳饰的史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史通》中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史通》在重视人事作用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等看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说明作者的史观仍属唯心主义的范畴。注本有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新标点本又附录《史通补释》、《史通通释补》和《史通增释序》三种。

清末柯劭忞撰。二百五十七卷。内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纪传体元代史。柯氏不满于《元史》疏漏讹误，乃搜集《永乐大典》中元代史料及历代史著、金石、笔记、文集，域外史料除袭录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原文外，还译引德国人哀德蛮(Erdmann)所译拉施都丁《史集》、多桑《蒙古史》等，并参考屠寄《蒙兀儿史记》早期刻本等同时代人研究成果，将元代史事重编为是书。本纪较简，繁冗之处皆移入志书，故志书较《元史》及其他元史著作为详博。增《行省宰相年表》。然全书无自撰序跋、凡例、考异和引据出处，为论者所诟病。又因哀德蛮德文译音不可信，故《氏族表》中有一人两名之误。史学观点极为守旧。刊于辛亥后尚以“史臣曰”发表史论;《兵志》删除元代禁止汉人使用武器记载，认为元代已是“华夷大同”。1921年12月4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列入正史，为《二十五史》之一。

《入蜀记》6卷，南宋陆游撰。陆游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8)十二月被授夔州通判，次年闰五月十八日以故乡山阴动身赴任，于十月二十七日方抵夔州。《入蜀记》就是他在赴蜀途中记其所见所闻的一部日记。此书与一般行记惟知流连风景不同，它所记沿途物产、民俗及社会情况甚为丰富，不论是对研究陆游本人，还是对研究南宋社会，都有较大参考价值。陆游在六月二十五日记他在镇江神庙中遇到的一个北方义军战士王秀，王秀向他发了一通感慨：王在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时参加了北方的抗金义军，并攻下了大名府，与宋军遥相呼应，但他南归以后却未受到朝廷任用，王秀说时觑欷不已。陆游对此事虽未加一句评论，但他对朝廷薄待爱国志士的不满却已流露无遗。《入蜀记》的文采也颇可观，陆游本是大手笔，书中描摹山川风物极有韵味，如十月二十六日记瞿塘峡云：“入瞿塘峡，两壁对耸，上入霄汉，其平如削成。仰视天，如匹练，然水已落，峡中平如油盎”。在宋代的行记游记类杂著中，《入蜀记》以它优美的文字受人推重，何宇度《益部谈资》上卷说：“宋陆务观、范石湖皆作记妙手。一有《入蜀记》，一有《吴船录》，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读之跃然”。陆游还对沿途所见古迹进行考辩，如谓丹阳皇业寺即古皇基寺，因避唐玄宗李隆基名讳而改，又谓李白诗所称“新丰酒”，其地在丹阳、镇江之间，非长安之新丰;谓欧阳修诗“江上孤峰蔽绿萝”中的绿萝是溪名，而非泛指藤萝，等等。这些考订对历史地理及文学的研究都有助益。《入蜀记》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最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就是采用的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