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将著作命名为《曙光》时，绝非仅为吸引那些"以书名断书"的庸常读者。这个书名喻示着他自身哲学体系的破晓——此前他的思想视野虽未全盘接受，却始终笼罩在叔本华、瓦格纳乃至孔德的阴影之下。《人性的，太人性的》尚属过渡产物，自与拜罗伊特决裂后，尼采在这部作品中竭力重立思想根基，夺回精神自由，摸索着专属的哲学道路。1881年在热那亚春日勃发中写就的《曙光》，正是这位新尼采的黎明。"此书开启了我对道德的征伐"，他在自传《瞧！这个人》中如是宣告。正如其鼎盛时期的《快乐的知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本书同样彰显着尼采无与伦比的深度心理洞察力，这种令十九世纪乃至任何时代都黯然失色的洞见，注定使他成为人类精神最锐利的审判官。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生活的准则》堪称其成熟期的璀璨之作。这部作品初版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之年，深刻叩问了人类自由与命运的终极命题。本书依据1860年原始版本全新编校，详注精释以溯源爱默生思想脉络，实为美国哲学与文学殿堂级的思想巨著。

该书是对尼采后期思想的部分追溯。它从根本上讲是对现代的批判，它批判现代观念、现代科学、现代艺术，乃至现代政治的总体，“权利意志”之说，也肇始于此。在后一种意义上说，该书是高等人的读物——这个概念比以往所认为的更具精神性、更激进。人们要经得起这一概念，则体内必须具备这种勇气，必须无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