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三国魏曹丕(187—226)撰。一卷。丕有《魏文帝集》已著录。据《三国志·文帝纪》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曰:“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明帝四年(230)春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文选》六臣注吕向:“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全书至宋佚散。曹丕为太子时的著作汇集,内容包括政治、伦理、生活、文化等。原文凡五卷,二十篇,曾刊刻于都城洛阳太学内。后因石碑毁废,仅存《自叙》和《论文》两篇。其中《论文》分析文人相轻原因,评价“建安七子”之作,强调文章应以“气”为主,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肯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功能。

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其序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毁谤宋玉好色。楚王要宋玉：“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表白自己无此事，反证登徒子好色。他为自己辩解的一段文字非常精采：”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肥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先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推断“臣东家之子”是天下佳人;再以不能增减其身段和不用著施粉朱，以说明其是天生丽质;然后运用恰当比喻，呈现美女形象。这样的绝色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作为画龙点睛之笔，突出了宋玉为自己辩白的力量。宋玉进而反证登徒子好色。这时，秦章华大夫又出来称赞郑、卫等地女子，其“不待饰装”之美更盛。因而使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说，这篇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登徒子好色赋》是影响相当大的作品，以致后来“登徒子”竟成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但对于本赋是否为宋玉所作，历来就有许多不同意见。

辞赋。西汉扬雄作。《汉书》见载。或称《反骚》。《汉书·扬雄传》引其“自序”言:扬雄每读屈原文“未尝不流涕……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㟭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后两篇已佚,《反离骚》独存。此文为扬雄早期之作品,写于阳朔元年(前24)尚居蜀时。文章模拟《离骚》之形式及词汇,表明了作者对屈原之态度:一方面同情屈原遭遇之不幸,受浊世陷害,为佞人小臣所谗。另一方面又批评屈原,谴责其未及早发觉楚王之昏暗,自丧芬芳,终于“投江而死”。扬雄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作者给屈原提个代称,说他是“湘累”。《汉书》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扬雄虽承认屈原“竭忠诚以侍君”,但他早该“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故作者主张屈原当与“神龙之渊潜”一般,“俟庆云而将举”。对屈原最后决定自杀,作者说:“蹠彭咸之所遗”(投江而死),这是“弃由聃之所珍”。由为许由,聃为老子,皆为古代隐士。作者谴责屈原投江而死,不如二人隐德自珍,全身远祸,这些都反映了他思想的局限性。《反离骚》艺术成就不高,刘勰说“极思功寡”(《文心雕龙·哀吊》),诚为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