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文选》见载。二京,指汉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仍成。”一说:“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艺文类聚》载《西京赋·序》)。上篇《西京赋》,假借凭虚公子之口,先状西京地理形势之优越、高祖之定都,随即从各方极力铺陈西京的豪华奢靡:宫廷建筑的宏伟、城廓宅第的宽整、市场的繁荣、商贾的欺诈、游侠辩士的豪为、郊畿的殷富,及上林禁苑的游猎水嬉、百戏淫乐等。下篇《东京赋》则借安处先生之言,追溯历史,从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到西秦“思专其誃”的破灭,再历数两汉各代帝王,赞美了汉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等的文治武功,又极状洛阳形胜,汉室仪轨等。《西京》意在讽谏,暴露了王室的腐败,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东京》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文章描摹宏富,变化多端,辅陈夸张,跌宕有致,议论真切。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其“《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文章旨在超出《两都》,极力追求完备,铺叙夸饰之不足,则继以风发议论,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既是汉代最后一篇京苑大赋,也是前人赋宫殿游猎山川京城的集大成之作。

汉赋。司马相如作。《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将《子虚赋》、《上林赋》连成一气,南朝梁代萧统编《文选》,始分为两篇,《子虚赋》收入卷7,《上林赋》收入卷8。据《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写此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可见其构思之苦。《上林赋》与《子虚赋》同为汉赋代表作,其内容上承《子虚赋》所述,当子虚、乌有二先生互相夸耀楚、齐时,亡是公以天子代表的身份,申明诸侯国应纳贡述职的道理,又极力渲染了天子上林苑的广阔和天子出猎的壮观。然后,笔锋一转,叙述天子对“大奢侈”幡然省悟,命令“解酒罢猎”,使子虚、乌有“愀然改容”,有所悔过。刘勰曾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而明人王世贞则在其《艺苑卮言》中说,司马相如此赋“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史记》、《汉书》本传指明:因司马相如在梁地作《子虚赋》受到汉武帝召见,他便“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以《上林赋》进呈,所以一般都将这两篇赋视为正续篇,往往一并论之。

汉赋。 司马相如作。见于《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卷7。《子虚赋》开篇写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应邀参加齐国国君的畋猎之后，遇到齐国大臣乌有先生与天子命官亡是公。于是，子虚向他们夸耀楚国云梦和楚王出猎盛况，以为“齐殆不如”。乌有先生听了不服，一面指责他不应“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一面又言称齐地辽阔，“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争而胜之。这篇赋写得虚实相间，铺陈有序。写云梦，先以“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总起，然后分写“其山”、“其土”、“其石”，接着又交代“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在“其南”又细分为“其高躁”与“其埤湿”，在“其北”中也分列“其上”、“其下”层层深入，丝毫不乱。又注重对称，使读者读之兴趣盎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子虚赋》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这篇赋写于司马相 如游梁时，写就后，传颂一时，以至汉武帝读过竟感叹不已，以为是古人杰作，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而司马相如也正因此而被汉武帝所知。这篇赋虽然对楚辞有所模仿，但又能“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故而《子虚赋》与其续篇《上林赋》同为汉赋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