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三国魏曹丕(187—226)撰。一卷。丕有《魏文帝集》已著录。据《三国志·文帝纪》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曰:“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明帝四年(230)春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文选》六臣注吕向:“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全书至宋佚散。曹丕为太子时的著作汇集,内容包括政治、伦理、生活、文化等。原文凡五卷,二十篇,曾刊刻于都城洛阳太学内。后因石碑毁废,仅存《自叙》和《论文》两篇。其中《论文》分析文人相轻原因,评价“建安七子”之作,强调文章应以“气”为主,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肯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功能。

汉赋。 司马相如作。见于《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卷7。《子虚赋》开篇写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应邀参加齐国国君的畋猎之后，遇到齐国大臣乌有先生与天子命官亡是公。于是，子虚向他们夸耀楚国云梦和楚王出猎盛况，以为“齐殆不如”。乌有先生听了不服，一面指责他不应“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一面又言称齐地辽阔，“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争而胜之。这篇赋写得虚实相间，铺陈有序。写云梦，先以“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总起，然后分写“其山”、“其土”、“其石”，接着又交代“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在“其南”又细分为“其高躁”与“其埤湿”，在“其北”中也分列“其上”、“其下”层层深入，丝毫不乱。又注重对称，使读者读之兴趣盎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子虚赋》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这篇赋写于司马相 如游梁时，写就后，传颂一时，以至汉武帝读过竟感叹不已，以为是古人杰作，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而司马相如也正因此而被汉武帝所知。这篇赋虽然对楚辞有所模仿，但又能“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故而《子虚赋》与其续篇《上林赋》同为汉赋的代表作。

辞赋名篇。西汉司马相如作。《史记》、《汉书》见载。《汉书·司马相如传》曰:“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颜师古注:“宜春本秦之离宫,胡亥于此为阎乐所杀,故感其处而哀之。”文章先写离宫及其周围之景观,接着抒发秦代灭亡的感慨,并以今日二世墓地芜秽不修,魂魄飘零无着作结。(《史记》所载,此后另加五句喟叹性文字。)此文表现了痛惋至深的感情,对秦二世“持身不谨”、“信谗不寤”作了尖锐批评,并由此总结了国亡宗灭的历史教训。文章情景交融,寓情于景,渲染山之深,水之曲,竹树之繁茂,以造成一种似被历史遗忘的氛围,自然带出下面直抒胸襟的文字。其直抒中兼具评议成分,简明深刻,富有庄重感。对后世咏史作品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