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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扬雄的《反离骚》,总让人有种复杂的感受。这种复杂不仅来自于作品本身对《离骚》的颠覆性解构,更源于作者在传统与叛逆之间摇摆不定的立场。扬雄作为西汉末年的辞赋大家,选择以模仿屈原又反对屈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矛盾性本身就构成了阅读的张力。 最令人不适的是作者对屈原形象的处理。扬雄一方面模仿《离骚》的文体,字里行间却处处贬低屈原的选择。他将屈原投江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不知变通",这种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暴露出作者思维的局限性。更令人费解的是,扬雄在批评屈原"执迷不悟"的同时,自己却陷入另一种执迷——对儒家教条的盲目遵从。这种双标让人不禁怀疑,他写《反离骚》到底是为了表达独立思考,还是仅仅为了标新立异?我尤其反感他将屈原比作"系而不食"的瓠瓜,这种比喻不仅缺乏对历史人物的基本尊重,更显示出作者想象力的贫乏。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应该能够理解不同处境下的不同选择,而不是简单地用自己时代的价值观去苛责前人。 作品的结构安排也显得杂乱无章。扬雄在文中时而模仿《离骚》的香草美人传统,时而又插入大段说教,这种文体上的不协调让读者难以把握作品的主线。比如中间突然插入的大段议论,既破坏了诗歌的韵律美,又未能提供有深度的见解。更糟糕的是,这些议论常常流于表面,对屈原的政治理想和楚国的现实矛盾缺乏实质性的分析。作为对比,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评价虽然简短,却能抓住要害,而扬雄洋洋洒洒数千言,却始终在问题的外围打转。 文笔方面,《反离骚》更是难以与《离骚》比肩。屈原的作品中,那些香草美人的意象承载着深厚的象征意义,每一处景物描写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而扬雄的模仿徒有其表,那些看似华丽的辞藻下面,缺乏真实的情感支撑。比如描写"纫秋兰以为佩"的场景,在屈原那里是高尚品格的象征,到了扬雄笔下却变成了空洞的形式。更令人失望的是,文中充斥着大量说教性质的句子,如"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这类陈词滥调不仅无助于深化主题,反而让作品显得更加苍白无力。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扬雄对屈原的批评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上——他认为屈原应该像儒家理想中的君子那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要求完全忽视了楚国当时面临的特殊历史处境,也抹杀了屈原作为政治家的主体性。在我看来,屈原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当理想与现实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他宁愿以死明志,也不愿苟且偷生。这种精神境界,恐怕是谨小慎微的扬雄难以理解的。有趣的是,扬雄晚年经历王莽篡汉时,自己的处境与当年的屈原颇有相似之处,但他既没有像屈原那样以死抗争,也没能真正实践自己主张的"明哲保身",这种言行不一的表现,不能不让人对他早年的批评产生怀疑。 不过,平心而论,《反离骚》也并非一无是处。作为文学史上最早的对经典作品的解构性文本,它的出现本身就具有开创性意义。扬雄试图打破对屈原的盲目崇拜,这种质疑精神值得肯定。问题在于,他的质疑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和历史视野,最终沦为了一种肤浅的否定。作品中偶尔闪现的真知灼见,如对战国时期士人命运的思考,也因整体结构的松散而未能得到充分展开。 读完全篇,我不禁思考:如果扬雄能够放下道德说教者的姿态,真正深入理解屈原所处的历史语境;如果他不是简单地否定《离骚》,而是以更富创造性的方式重新诠释它;如果他能在模仿之外,注入更多个人的真实体验和独立思考——那么《反离骚》完全有可能成为一部与《离骚》交相辉映的伟大作品。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扬雄最终留给我们的,是一部充满矛盾、半途而废的作品,它既不能动摇《离骚》的经典地位,也未能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种高开低走的创作轨迹,或许正是《反离骚》最令人唏嘘的地方。
反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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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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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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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  著
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文选》见载。二京,指汉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仍成。”一说:“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艺文类聚》载《西京赋·序》)。上篇《西京赋》,假借凭虚公子之口,先状西京地理形势之优越、高祖之定都,随即从各方极力铺陈西京的豪华奢靡:宫廷建筑的宏伟、城廓宅第的宽整、市场的繁荣、商贾的欺诈、游侠辩士的豪为、郊畿的殷富,及上林禁苑的游猎水嬉、百戏淫乐等。下篇《东京赋》则借安处先生之言,追溯历史,从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到西秦“思专其誃”的破灭,再历数两汉各代帝王,赞美了汉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等的文治武功,又极状洛阳形胜,汉室仪轨等。《西京》意在讽谏,暴露了王室的腐败,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东京》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文章描摹宏富,变化多端,辅陈夸张,跌宕有致,议论真切。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其“《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文章旨在超出《两都》,极力追求完备,铺叙夸饰之不足,则继以风发议论,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既是汉代最后一篇京苑大赋,也是前人赋宫殿游猎山川京城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