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其序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毁谤宋玉好色。楚王要宋玉：“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表白自己无此事，反证登徒子好色。他为自己辩解的一段文字非常精采：”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肥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先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推断“臣东家之子”是天下佳人;再以不能增减其身段和不用著施粉朱，以说明其是天生丽质;然后运用恰当比喻，呈现美女形象。这样的绝色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作为画龙点睛之笔，突出了宋玉为自己辩白的力量。宋玉进而反证登徒子好色。这时，秦章华大夫又出来称赞郑、卫等地女子，其“不待饰装”之美更盛。因而使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说，这篇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登徒子好色赋》是影响相当大的作品，以致后来“登徒子”竟成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但对于本赋是否为宋玉所作，历来就有许多不同意见。

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文选》见载。二京,指汉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仍成。”一说:“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艺文类聚》载《西京赋·序》)。上篇《西京赋》,假借凭虚公子之口,先状西京地理形势之优越、高祖之定都,随即从各方极力铺陈西京的豪华奢靡:宫廷建筑的宏伟、城廓宅第的宽整、市场的繁荣、商贾的欺诈、游侠辩士的豪为、郊畿的殷富,及上林禁苑的游猎水嬉、百戏淫乐等。下篇《东京赋》则借安处先生之言,追溯历史,从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到西秦“思专其誃”的破灭,再历数两汉各代帝王,赞美了汉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等的文治武功,又极状洛阳形胜,汉室仪轨等。《西京》意在讽谏,暴露了王室的腐败,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东京》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文章描摹宏富,变化多端,辅陈夸张,跌宕有致,议论真切。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其“《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文章旨在超出《两都》,极力追求完备,铺叙夸饰之不足,则继以风发议论,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既是汉代最后一篇京苑大赋,也是前人赋宫殿游猎山川京城的集大成之作。

辞赋名篇。西汉司马相如作。《文选》见载。赋序说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因妒失宠,幽居长门宫,遂以重金请司马相如作赋,希图感动武帝,武帝读赋后复宠阿娇。古今一些学者据序中“孝武皇帝”谥号之起期晚于作者卒年,及“陈皇后复得亲幸”不符史实等,推断此赋为他人托名所作;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赋序或为托名者作,而赋的正文则“非相如不能作”(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文章首先推出一位精魂踰佚、形体枯槁的弃妇形象,点明因夫君恩爱转移和自己过于痴情造成了这位美人独居的悲剧。继而具体描绘其内心痛苦:她“登兰台而遥望”种种自然景观,将雷鸣误作君王车声,将风动误作牵帷人;她“下兰台而周览”深宫,更是触景伤情,“怅独托于空堂”;她又在洞房清夜抚琴抒怀,历数己过,于睡梦中与君王重逢;及至醒后伫望星空,终以“不敢忘(君)”煞尾。赋题取《长门》,固与陈后失宠有关,但并不囿于历史故事,而是概括了众多宫女的遭遇与痛苦,并寄予深切同情。朱熹《楚辞后语》曰:“此文古妙,最近楚辞。”赋仿楚辞之遣词造句与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以悲为美”的特征。尤善刻画心理,以实写虚,利用景物特征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委婉曲折,悲悽动人,在抒情小赋中别具一格,更不同于大赋的夸诞恢廓。此篇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