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美学著作。三国魏晋嵇康撰。其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强调音乐具有永恒魅力,无盛无衰,令人不厌不倦。高度赞扬音乐的感人力量:“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从重雅轻俗的美学思想出发,要求琴家保持“旷远”、“渊静”、“放达”的审美心胸,并阐述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各种现象变化,都由乐器的物质结构所形成,即由于“器和”、“张急”、“间辽”和“弦长”所产生的“响逸”、“声清”、“音痺”、“徽鸣”等现象,而乐器本身则总是保持其“洁净”、“端理”、“和平”的原貌。又从“怀戚者”、“康乐者”、“和平者”说明各种主观情感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感受不同,而音乐本身仍只以“中和”来统物感人。其美学观点,反映了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价值自身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寓教于美的艺术文学观点的一种批判与背离。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据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1525年)仿宋刻本;鲁迅手校《嵇康集》影印本;《文选》李善注本;《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代乐论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

西汉赋。扬雄作。据《汉书·扬雄传》:“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文章以主客问答体写成,假设有客嘲笑他不善仕进,于是他加以辩驳。作者引征大量史实,反复解释比较,论证世异事变的道理,说明战国之世,群雄争霸,“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士人能够“矫翼厉翮,恣意所存”,而今天下一统,“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庸夫在位,排斥异己:“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步而投迹”,士人根本不能像战国之士那样靠上疏和论辩取得禄位。作者既不能像蔺相如、公孙弘、霍去病那样建功立业,又不能像四皓那样高隐,也不肯像司马相如和东方朔那样放诞,因此只有默默守其《太玄》。这篇赋虽然在内容和写法上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在思想和情感上更加深刻,作者就个人的遭遇申发开去,对士人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作品因而更其普遍性。本文语言犀利,论辩有力,纵横恣肆,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后来的仿作如崔骃《达旨》、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难与本文比肩。

汉赋。司马相如作。《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将《子虚赋》、《上林赋》连成一气,南朝梁代萧统编《文选》,始分为两篇,《子虚赋》收入卷7,《上林赋》收入卷8。据《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写此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可见其构思之苦。《上林赋》与《子虚赋》同为汉赋代表作,其内容上承《子虚赋》所述,当子虚、乌有二先生互相夸耀楚、齐时,亡是公以天子代表的身份,申明诸侯国应纳贡述职的道理,又极力渲染了天子上林苑的广阔和天子出猎的壮观。然后,笔锋一转,叙述天子对“大奢侈”幡然省悟,命令“解酒罢猎”,使子虚、乌有“愀然改容”,有所悔过。刘勰曾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而明人王世贞则在其《艺苑卮言》中说,司马相如此赋“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史记》、《汉书》本传指明:因司马相如在梁地作《子虚赋》受到汉武帝召见,他便“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以《上林赋》进呈,所以一般都将这两篇赋视为正续篇,往往一并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