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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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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别志

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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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在谪居龙川期间撰著了《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二书,据其自序称,《略志》10卷,共40条,《别志》4卷,共47条,南宋以来传本或分或合,卷数极为分歧,今通行本《略志》仍为10卷,《别志》则为2卷,条数也均与自序所言不合,已非原本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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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夜雨,宦海浮沉,一册《龙川别志》,半卷北宋官场现形记。苏辙笔下那些冠冕堂皇的朝堂故事,揭开来看尽是权力倾轧的腌臜勾当。当我在开封博物馆见到那幅泛黄的《东京梦华图》时,忽然明白所谓"龙川别业"不过是失意文人的精神避难所——正如这座仿古建筑群,再怎么复原也掩不住史料里透出的腐朽气息。 展柜里陈列的元祐党籍碑拓片,与苏辙笔下的司马光形象形成诡异映照。那位被塑造成道德完人的"司马相公",在罢黜新法时何尝不是党同伐异?苏辙记录其兄苏轼与王安石的对话堪称绝妙:"岂是圣人须要变法"的诘问,暴露的恰是旧党文人骨子里的保守底色。最讽刺的是,当我在禹州钧台窑遗址看到那些冰裂纹官窑瓷器时,忽然想到书中那个细节——新党章惇贬谪岭南时,旧党士大夫们可是弹冠相庆的。 苏辙的叙事技巧着实高明。他写富弼与韩琦的"君子之争",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庆历新政失败的真实原因——所谓改革派内部,早被私人恩怨撕得四分五裂。开封延庆观里那株传为吕夷简手植的古柏,与书中描写的"吕相每决大事必焚香独坐"的桥段对照,倒像是对权力崇拜的绝妙讽刺。这些衣冠楚楚的士大夫,哪个不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利害算计?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对"乌台诗案"的轻描淡写。苏辙将文字狱归结为李定等人的构陷,却回避了旧党得势后同样大兴告密之风的事实。在商丘应天书院遗址,我看到那块记载着"苏门四学士"事迹的石碑时,忽然想起书中刻意淡化的另一面:这些清流文人在打击政敌时,何尝不是罗织罪名的高手? 书中对西夏战争的记录尤其值得玩味。当我在延安宝塔山俯瞰古战场时,忽然明白范仲淹"军中有一范"的威名背后,是苏辙笔下讳莫如深的军费贪腐。那些慷慨激昂的奏章里,藏着多少克扣军饷的猫腻?所谓"庆历君子"们,有几个没在边境贸易中安插过亲信? 苏辙的春秋笔法最精妙处,在于把新旧党争写成道德剧。但当我翻开《续资治通鉴长编》,发现他笔下正气凛然的文彦博,实际主持过对西夏的岁币谈判;而他极力贬低的蔡确,反倒是坚持对辽强硬的鹰派。这种选择性记忆,恰暴露了北宋文人政治的致命伤——他们永远在争论谁更道德,却没人真正关心制度性腐败。 合上书卷时,开封府衙署遗址正在落雨。那些被苏辙诗化的朝堂故事,在雨水中渐渐显露出本相:所谓"龙川别志",不过是失败者的政治申诉书。书中那个反复出现的细节令人唏嘘——每当记述某位大臣贬谪,总要强调其"神色自若"。但当我们读到苏轼在儋州"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潇洒时,是否想过当地百姓正因进贡荔枝而家破人亡? 青史留名的士大夫们,终究在笔墨间完成了最后的自我包装。就像洛阳城出土的那些三彩陶俑,釉色再绚丽,也改变不了泥胎的本质。
2025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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