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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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陆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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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玑此书,名为疏解草木鸟兽,实则大半臆测,徒列异名而无实据。其释名物多采俗说,若"荇菜"条谓"一名接余",竟与《尔雅》相悖;"蟋蟀"条强分"斯螽""莎鸡"为三物,尤见其疏于考订。郭璞注《尔雅》时已多所驳正,而孔颖达作正义,更屡指其谬。今人若欲征引,必当先核之甲骨金文,参以《说文》古训,再较之于王念孙《广雅疏证》、郝懿行《尔雅义疏》方得其实。最可笑者,书中"卷耳"谓"叶如鼠耳",而《诗经》明言"不盈顷筐",显系蔓生之状,陆氏竟未察诗文本义,强作解人。清儒戴震尝讥其"望文生训",实非苛评。读者倘不思辨,必为所误。
自己与古籍打交道已有三年光景,从《诗经》到《楚辞》,再到诸子百家,最近迷上了古代博物学著作。这一路走来,文字越来越艰深,阅读的耐力却与日俱增。即便遇到再晦涩的文本,只要被历代学者奉为经典,总要咬牙啃完,在艰深处寻觅真知。《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让我反复研读了整整两个月。因为是馆藏珍本,借阅期限紧迫,更逼着自己废寝忘食地钻研。钱穆先生曾说读古书如饮醇酒,初时辛辣,久而弥香。我亦效法此道,以近乎空白的博物学基础,硬生生闯进这部专著。几番挣扎后,竟也品出了几分草木清香。
先说说这部奇书的来历。这是三国时期吴国学者陆玑为《诗经》所作的动植物考释,成书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当时正值乱世,这位陆先生却能静心著述,为《诗经》中的草木鸟兽逐一作注,实在难得。全书不过万余字,却考释了《诗经》中出现的114种动植物。要知道在纸张尚未普及的年代,这样的专题研究堪称创举。陆玑其人,史载不多,但观其著述,必是位踏遍青山、细察万物的真学者。与后世那些闭门造车的注疏家不同,他的描述透着泥土气息,显然多是实地考察所得。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陆玑可谓践行了这一治学之道。
谈谈对本书的整体印象。这是一部严谨的博物志,却又带着诗意的灵性。中国古人研究自然,从不囿于纯粹的科学观察,总要与人文精神相贯通。陆玑在考证《诗经》草木时,既详述其形貌习性,又探究其在先民生活中的实际用途,更不忘揭示其象征意义。比如解释"采薇"之薇,不仅指出是今日的野豌豆,还说明其可食,并引申出伯夷叔齐采薇而食的典故。这种将自然与人文熔于一炉的治学方式,正是中国传统学问的精髓所在。相较之下,现代学科划分虽精细,却难免失了这种圆融的智慧。
再说说本书的考据方法。陆玑的疏证有个显著特点:重实证而轻臆测。他对每种动植物的描述都具体而微,如记"苕"即凌霄花:"蔓生,依树而上,高数丈,花黄赤色。"这般精准的观察,非亲眼所见不能道。更难得的是,他还注意记录各地方言对同一植物的不同称呼,如指出"芣苢"在关中叫"车前",在幽州称"牛舌"。这种语言地理学的意识,在当时尤为可贵。不过受时代局限,书中也难免有些错误认知,如将"螟蛉"误认为蜾蠃养子,但这并不减损其整体价值。
书中体现的自然观也值得玩味。陆玑笔下的草木鸟兽,不是冷冰冰的研究对象,而是与人类共生共存的生命。他记载"葑"即蔓菁时说:"饥荒之年,蒸煮食之,可以度命。"这样的表述,透着对百姓疾苦的体察。古人研究自然,总不离人伦日用,这种"民胞物与"的情怀,或许比现代纯技术化的研究更富温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动植物药用价值的记载极为丰富,可见当时医药学与博物学尚未分家,这种整体思维在今天仍有启示。
特别要提的是本书的语言艺术。陆玑的文笔简练明净,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一种生物的形神。如描述"鹑":"状如小鸡,斑如虎纹。"八字传神。释"莪"云:"生水边,叶似蓍,茎赤,花白。"宛如一幅白描小品。这种既准确又富有美感的表达方式,是汉语特有的魅力。读这样的文字,不仅能获得知识,更能得到语言艺术的熏陶。当代学术著作往往枯燥乏味,不妨向古人学习如何将学问写得既严谨又生动。
最后说说阅读体验。初读时确实艰涩,满眼都是陌生字词。但静心细读,渐觉趣味横生。每弄清一种植物在古代的名称与实物的对应,就像解开一个千年密码。当发现《诗经》中"参差荇菜"的荇菜就是今日池塘里常见的浮萍,那种古今相遇的惊喜难以言表。更奇妙的是,通过这些草木鸟兽的线索,仿佛看见了先民的生活场景:采桑的妇人,狩猎的勇士,耕作的农夫...陆玑的疏证成了穿越时空的望远镜。
对这部古代博物学开山之作妄加评论,实属班门弄斧。但读书贵在有得,我的理解或许浅薄,却是真实的阅读体验。在专业化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重读这样的典籍,不禁怀念那种融通万物的学问气象。陆玑若活在当代,大概会是个出色的田野生物学家,同时又是个诗意的文化学者。这种既专精又博通的治学境界,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稀缺的。
这部看似只是考证草木鸟兽名称的著作,实则暗藏着一部先秦社会的密码本。陆玑用博物学的外衣,包裹着对《诗经》时代生活图景的复原工程。当我们拂去那些草木名称上的尘埃,看到的是一幅先民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立体画卷。那些被历代经学家反复咀嚼的"比兴"手法,在陆玑笔下突然鲜活起来——原来每一株卷耳、每一只黄鸟,都是先民生活世界的真实投影。
儒家解经传统总喜欢把《诗经》拔高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的道德教科书地位,却刻意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些诗句最初诞生于先民与自然最亲密的对话中。陆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挣脱了经学阐释的枷锁,带领读者回到那个"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原始语境。在《关雎》的雎鸠鸣叫里,我们听到的不是后儒附会的"后妃之德",而是黄河岸边真实的鸟语;在"采采卷耳"的吟唱中,尝到的是山野间野菜的苦涩清香。这种回归本真的解读方式,在当时经学盛行的背景下,堪称一场静默的革命。
细读这部著作会发现,陆玑对草木鸟兽的考证绝非简单的名物对照。他对"芣苢"(车前草)的记载,连带描述了妇女采摘时哼唱的劳作节奏;对"螽斯"(蝗虫)的解说,暗含了对农耕社会虫害的集体记忆。这种将名物考证与社会生活史结合的治学方法,在东汉末年显得尤为超前。当我们了解到"葛之覃兮"中的葛麻如何被加工成衣物,"八月剥枣"中的枣子如何酿成酒浆时,《诗经》突然从庙堂之上的雅乐,变回了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民间歌谣。
值得玩味的是,陆玑在考证过程中表现出的实证精神。他不盲从《尔雅》等权威典籍,而是注重实地考察与民间采风。在解释"参差荇菜"时,他详细记录了这个水生植物的生长习性;描述"仓庚"(黄鹂)时,准确捕捉了其鸣叫的季节特征。这种科学态度,与当时盛行的谶纬之学形成鲜明对比。更难得的是,他保存了许多方言称谓,如楚人称蟋蟀为"蛬",齐人称浮萍为"苹",这些语言化石为我们勾勒出先秦各地方言的生动轮廓。
从现代视角重审这部著作,其价值远超一般的名物考证。陆玑实际上开创了以博物学方法研究文学经典的先河。在他笔下,《诗经》中的草木鸟兽不再是道德教化的符号,而重新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当我们知道"桃之夭夭"中的桃树在当时如何栽培,"维莠骄骄"中的狗尾草如何影响收成,那些诗句便从抽象的文学意象,落地为具体的生活场景。这种将文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阐释路径,即使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发。
这部著作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受时代所限,陆玑对一些物种的认知存在错误,比如将"麟"视为真实存在的动物。但正是这些错漏,反而成为研究东汉人自然观的珍贵标本。更值得注意的是,陆玑虽然突破了经学的部分束缚,却未能完全摆脱"美刺"说的影响。在解释"硕鼠"时,仍不免落入"刺重敛"的政治隐喻窠臼。这种矛盾性恰恰反映了东汉学者在经学传统与实证精神之间的挣扎。
掩卷沉思,陆玑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或许是对待经典的求真态度。在解经成为政治工具的年代,他坚持从文本本身出发,用博物学家的眼光重新发现《诗经》的本真面貌。这种不盲从权威、尊重客观事实的治学精神,对当下学术研究仍具启示意义。当我们今天重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若能像陆玑那样先弄清杨柳在当时的种植情况,或许能更真切地体会那个春日离别的场景。经典的生命力,正来自于这种不断返回本源的解读实践。
草木鸟兽之名,虽备载其详,然徒具形貌,不究义理。毛公此书,可谓博物之渊薮,却失教化之本源。诗三百篇,本为风雅之宗,岂可止于辨识虫鱼之名?观其疏解,多牵强附会,以草木之名附会诗义,使《关雎》失其伉俪之情,《葛覃》丧其勤苦之旨。昔人云"诗无达诂",然此书竟将灵动诗心,囚于方寸名物之间。夫六经注我,非我注六经,毛氏之失,在于以琐碎考据,遮蔽诗教大义。草木虽详,而诗心已死;虫鱼虽辨,而风雅荡然。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而叹:此非解诗,实乃害诗。后世学者若执此以为圭臬,则诗道愈晦,文心愈蔽。名物之辨,岂能取代性情之真?考据之精,焉可替代感悟之妙?此书之弊,正在舍本逐末,买椟还珠。
必读!古代动植物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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