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金楼子·立言》

"自古帝王之兴，皆由布衣起家，未有世袭而得天下者。"——这句出自《金楼子》的箴言，道破了历史更替的朴素真理，也映照着梁元帝萧绎在乱世中亲历的王朝兴衰。这部熔铸了政治智慧与人生感悟的帝王家训，既有"若使烛火自照，必不明于日月"的清醒自省，又暗含"君子处世，贵能有益于物"的入世情怀。当金戈铁马的南北朝风云散尽，我们仍能从这些淬炼于动荡年代的文字中，触摸到一位末世帝王对治乱兴亡的冷峻思考，以及身处权力漩涡却始终未泯的文心雅趣。

帝王将相终成土，文章典籍永不朽。翻开南朝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扑面而来的不是帝王威仪，而是文人风骨。这位身陷乱世的帝王，在刀光剑影中写下这部奇书，留给后人的不是治国方略，而是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萧绎其人，生于帝王家，长于乱世中。身为梁武帝之子，却经历了侯景之乱、江陵之变，最终在国破家亡之际焚毁藏书十四万卷。这样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笔下的文字既有帝王的高度，又有文人的敏感，更带着乱世中人的苍凉。《金楼子》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帝王著述，不如说是文人笔记，处处可见萧绎对人生的独特体悟。 全书分为十四篇，内容庞杂却自成体系。从《兴王》到《终制》，从《戒子》到《立言》，萧绎以帝王之尊，却写出了文人特有的细腻观察。他谈治国，却更重修身；论历史，却更关注人性；记典故，却意在明理。这种独特的写作视角，使《金楼子》在历代帝王著作中独树一帜。 细读《立言篇》，最能见萧绎的文人本色。他写道："立言贵于有用，不必华辞。"这句话看似平淡，却道出了南朝文风的弊端。当时文坛崇尚骈俪，讲究辞藻，萧绎却主张文章要"有补于世"。作为帝王，能有如此清醒的文学观，实在难能可贵。更令人深思的是，他在《戒子篇》中告诫子孙："勿以贵陵人，勿以富骄人。"身处权力顶峰，却能保持如此清醒的自我认知，可见其修养之深。 《金楼子》中最打动我的，是萧绎对书籍的热爱。在《聚书篇》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收集典籍的过程，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文化的虔诚。可悲的是，这位爱书成痴的帝王，最终在城破之时亲手焚毁了毕生所聚的藏书。这一举动，与其说是绝望的表现，不如说是对文化的最后守护——宁可毁灭，也不愿落入敌手。这种极端的选择，折射出乱世文人的悲剧命运。 读完《金楼子》，最深的感受是：这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书。萧绎的帝王身份反而成了他观察人生的独特视角，让他既能居高临下地审视历史，又能切身感受命运的残酷。书中没有宏大的治国理论，有的是对人性、对文化、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在华丽辞藻盛行的南朝，《金楼子》以其质朴深刻的思想独放异彩。这部著作告诉我们：真正的文章，不在于作者的身份地位，而在于其对生命的体悟深度。

"观古今成败，未尝不由明于所见，而昧于所不见也。"

读完《金楼子》最直接的感受是萧绎这个人太矛盾了。他一边讲帝王之道要清心寡欲，一边自己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他写治国要节俭，可史书记载他修金楼时耗费无数民脂民膏。这书里说选贤任能很重要，但他实际用人全看亲疏远近。这种言行不一让人觉得虚伪。帝王写书教导别人，自己却做不到，这样的书有什么说服力？他提出很多治国理论，但自己当皇帝时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书是好书，道理都对，可作者本人根本配不上自己写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