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论。旧题南朝梁任昉作。又名《文章始》。一卷。原书已佚。今传本疑即《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张绩补作之书。论述诗文骚赋各体起源,共八十五题,颇通博。惟辞甚简略,时有疏误。有明陈懋仁注本,清方熊补注本。《四库全书》曾据两淮马裕家藏本,将其编入诗文评类。本书曾收入《文学津梁》等丛书,流传较广。《梁书·任昉传》提到“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但没提到著有《文章缘起》。《隋书·经籍志》著录任昉《文章始》1卷,但已称有录无书,是其书在隋朝已不存。《新唐书·艺文志》载有《文章始》,注明“张绩补”。

亦称《刘子新论》、《新论》等。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著录并题为刘勰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北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但《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等多认为是刘昼所撰。十卷五十五篇。“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评论儒家，说他们“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教其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也”(《九流》)。以为九流之中，儒与道是最重要的两派。提倡诵读儒家经书，说“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源”(《崇学》)。主张遵循儒家礼教和道德规范，提出治世之人“宜以礼教为先”(《九流》)，说“忠孝仁义，德之顺也;悖傲无礼，德之逆也”(《思顺》)，指出统治者必须“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爱民》)，欲以儒家学说弥补道家思想之不足。有《文津阁》本等。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子集校》。

一卷。三国魏桓范 (?—249)撰,清马国翰辑。桓范,字元则,沛国人。正始年间官拜大司农,后被司马懿杀死。《隋志》法家有 《政要论》十二卷,《旧唐志》作 《代要论》十卷。在一些著作中引用《世要论》文字时,又称它为 《政要论》、《桓范新书》、《桓范世论》、《桓公世论》、《桓子》、《魏桓范》、《桓范论》、《桓范要集》等。《世要论》是桓范摘抄 《汉书》,结合自己的看法写成的。马国翰从《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得二十七节 《世要论》 内容,合成一卷,定名为 《世要论》。马国翰将其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续四库全书提要》也有介绍。

《蒋子万机论》八卷，蒋济撰。《旧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称《馆阁书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非完书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国史经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以二卷入杂家，虚列书名，又误分为两种，不足据。今从《群书治要》写出三篇，益以各书所征引，定著一卷。嘉庆乙亥岁四月朔。

《器经》分大器、器具、器倾、守器四篇，通篇说器，实则以器说人，说世，说天地人和，是一篇器物专论。

《荣枯鉴》是一本经典的谋略著作。由五代宰相长乐老写成。五代宰相冯道一生仕唐晋汉周四朝﹐相六帝﹐因自号“长乐老”。《荣枯鉴》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审视小人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至于如何定义小人、如何防范小人、并最终战胜小人。

《反经》原名《长短经》，《长短要术》由唐代赵蕤著，有是非、得失、长短、优劣的意思。这是一部智谋奇书，因为主要讲帝王权谋、有资于治国之道。本书所讲帝王之道可分为“为政”、“王霸”和“治兵”三大部分。“为政”包括《文上》、《文中》、《文下》前三卷，主要讲帝王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手段：如卷首《大体》篇即提出“天子拱己而正”的帝王为政之术，围绕这个问题，下文的《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察相》、《论士》六篇都是从人才问题展开，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人则兴，失士则崩”，故帝王应掌握如何了解、鉴别、争取、使用人才。纪晓岚编撰的《四库全书·〈长短经〉提要》说：“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

《凡物流形》是1994年发现的战国道家古佚书，是上博简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由曹锦炎整理，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甲本第三简背有“（凡）勿（物）流型（形）”四字，故名。《凡物流形》大概作为早期黄老著作，在继承战国南方道家著作《太一生水》所提出“水（流体）为宇宙之母体和载体的命题”之后，继续深化发展太一（水道）思想。战国时期庄子在《庄子.天地》写道：“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修）反德，德至同于初。”这里所谓“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深刻的意识到“流—物—理—形”这个生成序列，而此“形“乃物（物体）与理（规律）的统一。

本草类著作。清福寿堂主人辑。一卷。作者生平不详。其内容为药性寒类赋(从黄连至白头翁),药性温散赋(从羌活至酒),平散亦附于内,药性温补赋(从黄芪至何首乌),平补、凉补亦载于内。按药性寒、热、温、平归类,编成歌诀,药性简明,切于实用。有光绪三十四年排印本。

《百家姓》是一部关于汉字姓氏的作品。按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主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止学》是隋朝大儒王通以道家思想论处世之道的典范之作。《大学》中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能够知其所止，止于至善，然后意志才有定力；意志有了定力，然后心才能静下来，不会妄动；能做到心不妄动，然后才能安于处境随遇而安；能够随遇而安，然后才能处事精当思虑周祥；能够思虑周祥，才能得到至善的境界。这也是中庸的道理。本书不仅是传统文化关于“止”之思想集大成者，而且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千万不要小瞧一个“止”字，墨曰：知止，则日进无疆，反者，道之动。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持盈保泰、长生久视之道。“谦受益，满招损”，《止学》更多的是告诫做人的哲理。

一卷二篇，战国时名家著作，尹文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名家：“《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该书至汉末时已“多脱误”，魏黄初时，仲长氏重作编排条次，定为上下两篇。《隋志》、《旧唐志》记为二卷，《新唐志》著录为一卷。今本分“大道上”、“大道下”两篇，或即魏仲长氏条次整理后的本子。其篇次割移，杂窜入汉以后文字，非《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原书。但书之基本内容仍与尹文思想相符，尚可作为研究尹文的资料。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今本《尹文子》为伪托，“非但为后人伪撰，即仲长统之序，亦后人所依托”(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或曰“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亦有认为“精论甚多，其为先秦古籍，毫无可疑”(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该书上篇专论形名。提出名依形而立，名之作用在“正形”，正形必先“正名”，而正名则需对名“察”“检”。他就名与形的关系提出“三科”“四呈”分类法。主张通过正名定分，各得其所。并分析了名实不一的几种形式。下篇则论刑名法术，颇强调以名法治国。其书主体为倡导名家之说，但其所持思想甚杂，“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四库全书总目》)。现存有明万历本，《道藏》本、守山阁本、《四库全书》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