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又称《书》、《书经》，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韩非子》 是在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将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论及著作。其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

西汉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三篇缺佚。本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於后世。”后人将“说《春秋》事得失”的《蕃露》、《玉杯》、《竹林》之属数十篇编辑成书，并以《蕃露》之篇名为书名，称为《春秋繁露》。《隋书·经籍志》著录该书十七卷，宋《崇文总目》著录其十七卷、八十二篇。今本是宋朝楼钥的校本。该书以儒学为中心，杂以阴阳家之学，并旁采道、法、墨、名等家思想，发挥《春秋公羊传》之微言大义，形成了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特征的新儒学体系。在宇宙观上把“天”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确立了“君权神授”论。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统一，认为矛盾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从而确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在认识论上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建立了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人性论上倡“性三品”说，并根据其“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提出“三纲”、“五常”的名教思想。注解本有清凌曙的《春秋繁露注》、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一名《文中子》。为隋末名儒王通子福郊、福畤仿《论语》体例，集通生前言论，以问答形式整理而成。今有宋阮逸注十卷本。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十篇。其哲学思想确认天、地、人为“三才”，“天者统元气焉”，“地者统元形焉”，“人者统元识焉”，但又相信“天神”、“地祇”的存在。认为治乱、穷达、凶吉都有命，“君子畏之”，又认为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在人自取。矛盾之处很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明王道”，抨击现实社会暴政，依据孟子仁政学说，提出要统治者“遗身”(即至公无私)、“推诚”，盼望重建王道政治。主张儒、佛、道三教归一，但以儒家为主。并希望恢复分封制和井田制。王通在《中说》中提出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后人因其中所记王通门人多隋唐间大臣，年龄与事实不符，或疑其为伪作，虽不尽然，但其中有夸饰之词，则为事实。中统 元世祖年号(1260—1264)。凡五年。

文集。清初黄宗羲(1610—1675)撰。一卷。宗羲有《南雷文定》已著录。此书因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乾隆间列为禁书。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十三目,二十一篇。“明夷”取自《周易》卦名,象征火入地中,昏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露其明智,智能之士处于患难之中。“待访”,期待明君来访,故自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明夷待访录题辞》)有自况殷末箕子向周武王陈《洪范》的意思。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100年后的清嘉庆年间,才有初刻本印行。清末有顾氏《小石山房丛书》本,民国初年有上海中华书局薛凤昌《黎洲遗著汇刊》本,现通行1955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

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阅读《资治通鉴》及历史的议论。书成于王夫之晚年，盖读史有感，随事触发，初无意于为文，故每篇皆不立题目；而于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均有论列。全书30卷，包括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四篇为“卷末”，约六十余万字。《读通鉴论》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别；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王夫之从69岁开始执笔，“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直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逝世前完成，用意在于“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在四库全书中为史部史评类。目前中华书局所刊印的《读通鉴论》采用曾国藩金陵刻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