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二十卷四十九篇。书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内篇三十六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刘知几在该书中批判了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汉书》之类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故事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大量记载，则斥之为“言无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决定写史的详略。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认为史家必须兼有才、学、识“三长”，而特别重视“史识”。对于写史，则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并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进行讳饰的史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史通》中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史通》在重视人事作用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等看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说明作者的史观仍属唯心主义的范畴。注本有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新标点本又附录《史通补释》、《史通通释补》和《史通增释序》三种。

城镇志。魏杨衒之撰。五卷。衍之，史书无传。其事迹略见于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王臣滞惑》篇。道宣称衒之为北平(今河北满城)人。官抚军府司马，元魏末为秘书监。因见北魏皇族、官吏穷奢极欲，借修佛寺，大肆侵渔人民，乃撰此书予以揭露。约成于武定五年(547)，三万余字。分洛阳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区，共记永宁、建中、长秋、瑶光、景乐、胡统、景林、龙华、宗圣、庄严、宝光、白马等四十三寺，和宋云惠生使西域，以及京师建制与郭外诸寺状况。该书虽以记北魏洛阳佛寺为主，而实际侧重于当时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传闻故事等。故对研究北魏洛阳都城的建制、佛寺的修筑和历史古迹等均有重要价值。卷五所载宋云、惠生使西域一节，与晋《法显传》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同为研究古代中亚地理、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作者熟悉当时掌故，长于著述，叙事简括，文笔隽秀，可与郦道元《水经注》相媲美。该书既是地理书，又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极好的文学著作。其刻本较多，明有《如隐堂》本，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清王谟辑校《汉魏丛书》本，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周祖谟校译本。

广东地方志。南朝宋王韶之撰。一卷。韶之字休泰，山东临沂人。曾官吴兴太守，祠部尚书。作者未至始兴，或从徐豁讨问故事，笔为是书。久佚。清曾创于道光间由《初学记》、 《水经注》、 《艺文类聚》、 《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等书辑为是编，共二十七条，约一千七百余字。所记为南朝宋始兴郡(今广东韶关)所辖曲江、桂阳、阳山、浈阳、含洭、始兴、中宿等七县山川故事。因原书早佚，体例卷帙无从考索，遂以类相从。是书为六朝旧帙，实为难得，对研究古代粤北山川、峡谷、石室、泉池和城镇变迁等颇有价值。有《岭南遗书》本，后附南海伍崇曜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