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琵琶录》。笔记。一卷。唐段安节撰。安节临淄邹平(今山东淄博)人。生卒及字号不详。段成式子，温庭筠之婿。乾宁中为国子司业，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通晓音律，能自度曲(《新唐书·段成式传)》。为补崔令钦《教坊记》之不足，而作是书。约成于唐末。录有乐部九则，歌舞、俳优三则，乐器十三则，乐曲十一则，傀儡戏一则。举凡唐代乐部管理制度、宫廷与民间乐曲、舞蹈、乐器之源流及艺伎小传均有记载。末附《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今图已亡，但对唐代燕乐研究，弥足珍贵。有《有山阁丛书》钱熙祚校本，《说郛》本，《古今说海》本等。今被收入一九五九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

《范村菊谱》一卷，宋范成大撰。记所居范村之菊，成於淳熙丙午。盖其以资政殿学士领宫祠家居时作。自序称所得三十六种，而此本所载凡黄者十六种，白者十五种，杂色四种，实止三十五种，尚阙其一，疑传写有所脱佚也。菊之种类至繁，其形色幻化不一，与芍药、牡丹相类，而变态尤多。故成大自序称东阳人家菊圃多至七十种，将益访求他品为後谱也。今以此谱与史正志谱相核，其异同已十之五六，则菊之不能以谱尽，大概可睹。但各据耳目所及以记一时之名品，正不必以挂漏为嫌矣。至种植之法，《花史》特出芟蕊一条，使一枝之力尽归一蕊，则开花尤大。成大此谱，乃以一榦所出数千百朵婆娑团植为贵，几於俗所谓千头菊矣。是又古今赏鉴之不同，各随其时之风尚者也。又案谢采伯《密斋笔记》，称《菊谱》范石湖略，胡少瀹详。今考胡融谱尚载史铸《百菊集谱》中，其名目亦互有出入，盖各举所知，更无庸以详略分优劣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