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胡宏著。原本1卷，现传本6卷。为平日论学随笔札记，屡经修改而成。此书对理学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如道、理、心、性等多有论述，而于性命之理阐发尤详。主张“性”是宇宙本体，是“天命之全体”，而“理”则包括人伦和物理两方面。在他看来，“性”既是人伦之理的渊源，但又高出于“理”;虽无善恶，却有好恶。因此，“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认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反对天理人欲对立观。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主张“务圣人之道”，“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此书对衡湘学者影响深远。但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人对之既有肯定，也有责疑。今有明嘉靖间正心书院本、清道光间粤雅堂本等。

西汉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三篇缺佚。本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於后世。”后人将“说《春秋》事得失”的《蕃露》、《玉杯》、《竹林》之属数十篇编辑成书，并以《蕃露》之篇名为书名，称为《春秋繁露》。《隋书·经籍志》著录该书十七卷，宋《崇文总目》著录其十七卷、八十二篇。今本是宋朝楼钥的校本。该书以儒学为中心，杂以阴阳家之学，并旁采道、法、墨、名等家思想，发挥《春秋公羊传》之微言大义，形成了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特征的新儒学体系。在宇宙观上把“天”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确立了“君权神授”论。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统一，认为矛盾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从而确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在认识论上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建立了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人性论上倡“性三品”说，并根据其“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提出“三纲”、“五常”的名教思想。注解本有清凌曙的《春秋繁露注》、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南朝齐梁时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的论战之著。范缜(约450～510)字子真,河南人。出身寒微,性情率直,“好危言高论”,不畏权势。齐梁两朝,先后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早年,曾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退而著《神灭论》。其基本论点是“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以此推论,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乃是“质”和“用”的关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正如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一样,刀刃没有了,锋利也就谈不上了。作者还对佛教加以指责,认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南北朝期间佛教盛行,南朝皇帝和世家豪族大都奉佛。寺院林立,僧徒云集,迷信成风,误国害民。《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则断然表示决不“卖论取官”。后来梁武帝萧衍奉佛教为国教,又组织64人发表75篇文章对《神灭论》进行再次围攻,还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指责其“妄作异端”、“违经背亲”,并以命令语气说:“言语可息(不要再坚持了)!”但范缜仍然“辩摧众口”,不为所屈。结果,被流放岭南。《神灭论》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和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