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总集。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前340—前278)撰,汉刘向辑。十六卷。原名平,以字传。楚王同姓贵族,楚怀王时官左徒。《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原“博闻彊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因而深受怀王信任。“入则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积极施行改革,变法图强,因受到保守势力排斥打击,一放汉北,再放江南。原被发落吟泽畔,最后以死殉国,自投汨罗。作《楚辞》二十五篇传世。“楚辞”之名,西汉初已有之,原指屈原在楚国民歌基础上所创一种新体诗。至汉末刘向整理古籍,将楚屈原、宋玉、唐勒、景差及西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以及他自己的辞赋汇成一集,共十六篇,定名《楚辞》,“楚辞”遂为诗歌总集专名。其中屈原所作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离骚》篇尤为代表作,故“楚辞”一体又称“骚体”。某些作家虽非楚人,但所作仍有“其情其辞则楚”之特点。

汉赋。西汉杨雄作。始见于《汉书·扬雄传》;又见于《文选》。这是一篇田猎赋,借汉成帝猎于长杨之事,宣扬汉帝国声威并表示讽谏之意。赋前有序,交待作此赋的背景和用意:汉成帝于校猎甘泉的次年(元延元年·前12),又田猎于长杨,致使“农民不得收敛”。扬雄扈从返回长安后作此赋以讽。赋的正文,其形式与布局均摹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设为“子墨”为客卿、“翰林”为主人,双方以对话形式各抒己见。该赋内容可分3部分:开头部分交待作此赋原委:子墨指责汉成帝猎于长杨“扰于农民”,“本非人主之急务”;翰林则说子墨“知其一未睹其二”,因而有必要加以澄清。中间部分是中心内容,以翰林之口,陈言汉帝国的强盛:先述汉高祖开国创业之功德,再述汉文帝休养生息之治绩,继之以汉武帝开疆扩土的威势,终之以为汉成帝田猎长杨作回护,委婉地表示出讽谏之意,言其虽出猎但有节制,能“遵文武之度”,“使农不辍,工不下机,婚姻以对,男女莫违”。最后部分是结尾,写子墨客卿向翰林主人认错。这篇赋能把铺陈描写与议论说理结合起来,虽讲究夸饰文采,但较为通俗流畅,没有汉代大赋那种堆砌臃肿的毛病,如状写汉武帝声威的文字有:“天兵四临。幽都先加。挥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而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蹻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无边城之灾,金革之患。”文字整中有散,顺其自然,简明而流畅,这在汉赋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

汉赋。 司马相如作。见于《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卷7。《子虚赋》开篇写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应邀参加齐国国君的畋猎之后，遇到齐国大臣乌有先生与天子命官亡是公。于是，子虚向他们夸耀楚国云梦和楚王出猎盛况，以为“齐殆不如”。乌有先生听了不服，一面指责他不应“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一面又言称齐地辽阔，“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争而胜之。这篇赋写得虚实相间，铺陈有序。写云梦，先以“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总起，然后分写“其山”、“其土”、“其石”，接着又交代“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在“其南”又细分为“其高躁”与“其埤湿”，在“其北”中也分列“其上”、“其下”层层深入，丝毫不乱。又注重对称，使读者读之兴趣盎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子虚赋》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这篇赋写于司马相 如游梁时，写就后，传颂一时，以至汉武帝读过竟感叹不已，以为是古人杰作，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而司马相如也正因此而被汉武帝所知。这篇赋虽然对楚辞有所模仿，但又能“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故而《子虚赋》与其续篇《上林赋》同为汉赋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