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司马相如作。《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将《子虚赋》、《上林赋》连成一气,南朝梁代萧统编《文选》,始分为两篇,《子虚赋》收入卷7,《上林赋》收入卷8。据《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写此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可见其构思之苦。《上林赋》与《子虚赋》同为汉赋代表作,其内容上承《子虚赋》所述,当子虚、乌有二先生互相夸耀楚、齐时,亡是公以天子代表的身份,申明诸侯国应纳贡述职的道理,又极力渲染了天子上林苑的广阔和天子出猎的壮观。然后,笔锋一转,叙述天子对“大奢侈”幡然省悟,命令“解酒罢猎”,使子虚、乌有“愀然改容”,有所悔过。刘勰曾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而明人王世贞则在其《艺苑卮言》中说,司马相如此赋“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史记》、《汉书》本传指明:因司马相如在梁地作《子虚赋》受到汉武帝召见,他便“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以《上林赋》进呈,所以一般都将这两篇赋视为正续篇,往往一并论之。

汉赋。 司马相如作。见于《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卷7。《子虚赋》开篇写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应邀参加齐国国君的畋猎之后，遇到齐国大臣乌有先生与天子命官亡是公。于是，子虚向他们夸耀楚国云梦和楚王出猎盛况，以为“齐殆不如”。乌有先生听了不服，一面指责他不应“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一面又言称齐地辽阔，“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争而胜之。这篇赋写得虚实相间，铺陈有序。写云梦，先以“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总起，然后分写“其山”、“其土”、“其石”，接着又交代“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在“其南”又细分为“其高躁”与“其埤湿”，在“其北”中也分列“其上”、“其下”层层深入，丝毫不乱。又注重对称，使读者读之兴趣盎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子虚赋》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这篇赋写于司马相 如游梁时，写就后，传颂一时，以至汉武帝读过竟感叹不已，以为是古人杰作，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而司马相如也正因此而被汉武帝所知。这篇赋虽然对楚辞有所模仿，但又能“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故而《子虚赋》与其续篇《上林赋》同为汉赋的代表作。

三国魏阮籍著。又称《阮步兵集》、《阮嗣宗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前后变化较大。《乐论》大约写成于正始初年(正始年始于240年,终于248年),继承了儒家的礼乐观,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认为“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通易论》、《通老论》写成于正始年间,强调儒道合流,名教与自然相结合,主张“臣之求君,阴之从阳”(《通易论》),认为名教的基础在于自然,理想社会应当无为而治,“君臣垂拱”(《通老论》)。《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写于正始之后,全面继承了老庄思想,认为自然、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皆一气之盛衰;善恶、是非、死生都无所区别;理想的人生应当无慧无求,顺应自然,“恬于生而静于死”(《达庄论》);认为今日士大夫恪守礼教当与裤中之虱无异;理想的社会形态应当无君臣、无礼法。现存最早版本是明嘉靖间陈德文、范钦刻本,此外还有天启、崇祯间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明末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清严可均辑入《全三国文》本(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陈、范本为底本校勘出版两卷本,上卷文,下卷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