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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王侍中集》确实代表了建安文学的重要成就,王粲作为"建安七子"之冠,其作品被后世奉为典范。但当我真正翻开这部文集时,却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隔阂。那些被历代文人交口称赞的《登楼赋》《七哀诗》,在我眼中却显得过于雕琢,甚至有些刻意为之的悲怆。 王粲笔下的形象塑造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在《七哀诗》中,那个"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场景确实触目惊心。但奇怪的是,我总觉得这种悲天悯人里带着几分文人式的自我感动。就像是一个锦衣玉食的贵公子,刻意走到贫民区去体验生活,然后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王粲的悲痛是真的吗?还是说这只是他作为文人的一种职业素养?这种质疑或许有些刻薄,但确实是我阅读时的真实感受。 就语言风格而言,王粲确实当得起"建安之杰"的称号。他的文辞典雅华丽,用典精当,比如《登楼赋》中"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这样的句子,确实展现了高超的文字功力。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完美无缺的文字反而让我觉得少了些生气。就像一尊精心打磨的玉雕,每个细节都无可挑剔,却也因此失去了生命的质感。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曹操那种粗粝中见真性情的文字,至少那更能让我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 这部文集中最让我不适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文人腔调。无论是描写战乱惨状,还是抒发个人情怀,王粲似乎总在维持着一个文人的体面姿态。就连最应该直抒胸臆的《登楼赋》,读来也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我不禁要问:在这些华丽的辞藻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个真实的王粲?是那个在乱世中颠沛流离的文人,还是那个在权贵间周旋的侍中? 特别让我困惑的是《从军诗》这类作品。一个从未真正上过战场的文人,却能写出如此慷慨激昂的军旅诗篇,这种创作本身是否就是一种虚妄?诗中那些"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的描写,读来就像是在玩一场战争模拟游戏。这种脱离实际的创作,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在建构一个文人想象中的英雄世界。 当然,我必须承认,这种阅读体验很可能源于我自身的局限。作为一个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读者,我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王粲的文字再矫饰,那也是他在那个时代生存的方式。也许问题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我这个读者与作品之间横亘着两千年的时空距离。 人和书的相遇确实需要缘分。此刻的我,显然还没有准备好真正读懂王粲。那些被历代文人推崇备至的佳作,在我眼中却像是一幅幅精致的仕女图,美则美矣,却难以打动我的心。或许有朝一日,当时光磨平了我的棱角,当生活教会我更多关于生存的智慧,我能够以更包容的心态重新打开这部文集。到那时,这些现在看来过于雕琢的文字,会不会突然变得真切动人? 合上《王侍中集》,我不禁想起钱钟书先生那句"文如其人"。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那么王粲留给我们的,或许就是一个永远保持着安全距离的文人形象——足够优雅,足够才华横溢,却始终让人看不清他真实的面目。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也许正是建安文学特有的魅力所在,虽然此刻的我,还无法完全欣赏这种魅力。
王侍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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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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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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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  著
辞赋名篇。西汉扬雄作。《汉书》见载。元延二年(前11)三月,成帝帅群臣,横渡黄河,行幸河东祭祀后土。“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汉书》扬雄“自序”)。天子追踪殷周之墟,遥思尧舜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于是上《河东赋》以劝。此文可分为三段:开段为前引,写暮春谒神于河东,形容车驾旌旗之盛。中段述成帝追观先代遗迹:览介山,思晋文公及介子推;追慕大禹疏决龙门;登历观(山西永济县山名)而望舜之所耕。他将这些遗迹与远处战场陔下(项羽败处)南巢(夏桀败处)相较,认为这些地方均不如河东。于是天子乘翠龙,渡大河,登华山,该地祥云迎,甘雨降,天子遂叱风伯,呵雨师,大致斥令制风制雨。最后一段乃为对天子及汉代的歌功颂德,而这篇赋的结尾不带任何规谏之辞。扬雄自谓此文目的在于劝。然细绎全文,此赋表面上是对王朝汉德的颂扬,实际上寓讽谏于颂扬之中。姚鼐《古文辞类纂》评云:“《上林》之末有游乎六芝之囿及翱翔书圃之语。此文(《河东赋》)法之,借行游为喻,言以天道为车马,以六经为容,行乎帝王之途,何必巡望山川以为观览乎。”全文仿《楚辞》体,亦融合散体之字句。《汉书·扬雄传》所收录之四赋,《文选》仅此篇未录,其由盖因其体裁和文句不特出,此赋或非子云之佳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