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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的《论衡》看似是东汉时期的一股清流,实则不过是戴着理性面具的另一种迷信。他用"疾虚妄"的旗号批判谶纬神学,却没能跳出时代的窠臼,最终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这种批判终究只是隔靴搔痒,未能触及思想禁锢的根本。 细读《论衡》会发现,王充的批判逻辑存在致命的断裂。他一面否定天人感应,一面又承认"妖祥"之说;一面批判鬼神迷信,一面又保留"命定论"的思想残余。这种矛盾暴露出他批判的不彻底性,就像用破旧的抹布擦拭脏污的镜子,终究无法还原真相。这种思想的局限性,恰恰反映了东汉士人在皇权与真理之间的挣扎。 王充的"气一元论"看似新颖,实则是对道家思想的拙劣模仿。他将万物归结为"气"的聚散,却未能解释"气"何以有如此神奇的变化能力。这种解释不过是把问题推给了另一个玄学概念,就像用新谜题来解答旧谜题,本质上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更可笑的是,他用这套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时,往往陷入机械决定论的陷阱。 最令人失望的是《论衡》中体现出的实用主义倾向。王充强调"效验",却忽视了思想本身的独立性。这种过分强调实用性的态度,使他的批判始终停留在现象层面,未能深入本质。就像只治疗症状而不根除病因的庸医,他的批判终究没能撼动迷信思想的根基。 从今天的角度看,《论衡》的价值更多在于其象征意义而非实际内容。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次失败的启蒙尝试,一次尚未开始就已结束的理性觉醒。王充的悲剧在于,他看透了迷信的荒谬,却找不到真正有效的思想武器来与之对抗。这种无力感贯穿全书,使《论衡》最终沦为一部充满遗憾的思想文献。
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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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
王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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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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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  著
又名《白虎通》、《白虎通德论》,中国东汉时代讲论五经同异的哲学著作。班固根据东汉建初四年(79)在洛阳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会议材料编写而成。唐、宋时期被刻印成书,后有元大德九年(1035)本、《四部丛刊》本、《抱经堂丛书》本等。班固(32—92),字孟坚,中国东汉历史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曾继续完成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历经20余年修成《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主要著作还有《两都赋》等,后人辑成《班兰台集》。《白虎通义》的卷集、篇目各史记载不同。今传元大德九年本称其10卷,凡44篇。本书涉及内容很多,主要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将经学与谶纬神学捏合在一起,使经学进一步神学化。主张天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天神的意志通过五行行使的阴阳二气的盛衰和五行的相生、相胜表现出来,宣扬魂去人亡的形神观,认为人的灵魂由神秘的阴阳二气所构成,由天神支配的阴阳之气在没有人的形体之前就已独立存在,人禀受了阴阳二气才有了形体。本书还宣扬“万世不易”的形而上学思想,提出“顺连环”的形而上学历史观,主张具有神学色彩的“独见前睹”的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先天具有的,发展、神化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它是后汉王朝官方哲学的代表作和由神学转入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尹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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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  著
一卷二篇,战国时名家著作,尹文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名家:“《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该书至汉末时已“多脱误”,魏黄初时,仲长氏重作编排条次,定为上下两篇。《隋志》、《旧唐志》记为二卷,《新唐志》著录为一卷。今本分“大道上”、“大道下”两篇,或即魏仲长氏条次整理后的本子。其篇次割移,杂窜入汉以后文字,非《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原书。但书之基本内容仍与尹文思想相符,尚可作为研究尹文的资料。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今本《尹文子》为伪托,“非但为后人伪撰,即仲长统之序,亦后人所依托”(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或曰“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亦有认为“精论甚多,其为先秦古籍,毫无可疑”(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该书上篇专论形名。提出名依形而立,名之作用在“正形”,正形必先“正名”,而正名则需对名“察”“检”。他就名与形的关系提出“三科”“四呈”分类法。主张通过正名定分,各得其所。并分析了名实不一的几种形式。下篇则论刑名法术,颇强调以名法治国。其书主体为倡导名家之说,但其所持思想甚杂,“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四库全书总目》)。现存有明万历本,《道藏》本、守山阁本、《四库全书》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