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这是一部如作者曾尝试撰写、未来也必定会再次尝试的那类厚重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么将其题献给英国青年才俊作家群这一盛举，便不免有失稳妥——唯恐评论家们从中搜寻所谓“影响”与“模仿”的痕迹。然而，本书既是一部离经叛道之作，一则写给依然钟情狄更斯、仍会剪辑春日诗篇、深爱老人与孩童的读者的故事，便大可坦然昭示笔者对康普顿·麦肯齐、休·沃波尔、奥利弗·奥尼恩斯、D.H.劳伦斯、J.D.贝雷斯福德、吉尔伯特·坎南、帕特里克·麦吉尔等诸位文豪及其同侪的激赏。他们的煌煌巨著，正是我们当代黄金时代的史册。提及他们，又怎能不怀揣更为炽热的敬意，献予其共同的宗师与导师（他或许深恶“宗师”或“导师”之名）——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的作者、反乌托邦的先知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一生中却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或许会令不了解政治光谱变迁的当今读者有些困惑，但对于奥威尔来说，这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巴黎伦敦落魄记》是奥威尔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纪实性作品。对英国殖民体制感到彻底厌恶绝望后，奥威尔的文学梦在几经挫折的情况下终于首度得到文学界的认可。巴黎和伦敦的经历可以看成是奥威尔为自己曾经为殖民体制服务的忏悔和救赎之旅。奥威尔曾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忠实信徒，或许奥威尔刻意选择流浪和挨穷是对自己能否坚持贯彻社会主义理想的考验。巴黎和伦敦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繁华之地，社会底层的贫穷和困顿令人触目惊心。奥威尔愿意深入社会底层，与劳苦大众平等相待的真诚态度在英国左翼文学作家中实属另类，也正是这份精神，使《巴黎伦敦落魄记》读来分外真实，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爱玛》是简•奥斯汀最为成熟、浪漫的作品之一。热心的爱玛关心哈丽特的婚姻，她认为这姑娘是大户人家出身，因此要她拒绝农夫罗伯特•马丁的求婚，并一味鼓励她去爱牧师埃尔顿。爱玛姐夫的哥哥奈特利比爱玛大十六岁，他始终爱着爱玛，可是又经常批评她的缺点，包括她如此主观地干预别人的恋爱和婚姻。在埃尔顿同霍金斯小姐结婚后，爱玛又要哈丽特去爱弗兰克•邱吉尔，但哈丽特却爱上了奈特利，这时候爱玛才大吃一惊，发觉自己心里一直爱着奈特利。最后，爱玛和奈特利、简•菲尔法克斯和弗兰克•邱吉尔，以及哈丽特和罗伯特•马丁三对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