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先秦时期军事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

《隋书·经籍志》子部兵家类著录：“《太公阴谋》一卷。”撰者自注云：“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盖《太公阴谋》梁时尚有六卷，而撰修《隋志》时只剩一卷。云“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乃魏武帝《解〈太公阴谋〉》三卷。该书乃战国后期齐国稷下学者伪托姜太公(姜尚)所作的一部兵书。《汉志》的《诸子略》道家(刘歆《七略》入《兵书略》)著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兵》即《太公六韬》，《言》即《太公金匮》，《谋》即《太公阴谋》。“兵事”之权谋当然秘密，自然其“谋”可称为“阴谋”(“阴”的古义有隐晦、秘密之义)，如《战国策·秦策》二：“张仪反(返)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史记·吕不韦列传》：“太后乃阴厚使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上条论证《六韬》为战国后期齐国稷下学者伪托姜太公之作，从原则上说那些证据也是考证《太公阴谋》的证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于辨证《六韬》中云：“《汉志》著录之例，只以著书之人题其书，而不别著书名，《老子》不名《道德经》，《淮南》不名《鸿烈》，《蒯子》不名《雋永》，故《太公》之书不名《六韬》《阴谋》《金匮兵法》等也，至《隋志》乃著之耳。”其言甚是。唐元和(公元806—820年)前后马总摘编《意林》有《太公六韬》六卷、《太公金匮》二卷，而无《太公阴谋》，盖经安史之乱而亡佚。清人汪宗沂辑有《太公兵法逸文》一卷。其中有注明为《太公阴谋》之逸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