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赋首有序，写宋玉为楚襄王述说，楚国先王游于高唐之台时，曾梦见巫山之女，“王因幸之”。此女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楚王听罢，便令宋玉撰《高唐赋》。赋先写高唐之大，登岩眺望，可观百谷汇集。然后写树木郁盛，奇葩覆盖，盘石险峻。又写花卉香草，斗艳吐芳，众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鸣相号。再写当年的游仙方士以及礼神、打猎的情景。这篇赋等于引导楚王游览了一趟高唐。最后讲“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即所谓“曲终奏雅”，稍进讽谏之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指出宋玉的赋，“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这两大特点，在《高唐赋》中充分地显现出来。历代学者对宋玉《高唐赋》及其他几篇赋的真伪，提出过一些疑问，认为当出于汉武帝以后人的假托，但无确据。《高唐赋》对汉赋影响较大，所述高唐神女的故事，在后世读者中流传颇广，以至历代文学作品中常以“巫山云雨”来比喻男女情爱。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作风。

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文选》见载。二京,指汉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仍成。”一说:“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艺文类聚》载《西京赋·序》)。上篇《西京赋》,假借凭虚公子之口,先状西京地理形势之优越、高祖之定都,随即从各方极力铺陈西京的豪华奢靡:宫廷建筑的宏伟、城廓宅第的宽整、市场的繁荣、商贾的欺诈、游侠辩士的豪为、郊畿的殷富,及上林禁苑的游猎水嬉、百戏淫乐等。下篇《东京赋》则借安处先生之言,追溯历史,从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到西秦“思专其誃”的破灭,再历数两汉各代帝王,赞美了汉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等的文治武功,又极状洛阳形胜,汉室仪轨等。《西京》意在讽谏,暴露了王室的腐败,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东京》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文章描摹宏富,变化多端,辅陈夸张,跌宕有致,议论真切。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其“《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文章旨在超出《两都》,极力追求完备,铺叙夸饰之不足,则继以风发议论,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既是汉代最后一篇京苑大赋,也是前人赋宫殿游猎山川京城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