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赋家作赋，在讽谏时政，以微言大义，如贾谊《吊屈原赋》，屈子沉江，实为痛楚国之不国。今观司马相如《哀秦二世赋》，徒有哀秦之名，而无哀秦之实，不过借古讽今，为武帝歌功颂德耳。其文辞虽华美，然立意浅薄，如市井之徒，见风使舵，毫无骨鲠之气。古人云"文以载道"，相如此赋，载何道耶？不过取悦人主，以求荣华富贵而已。 细读此赋，但见其极写秦宫之壮丽，阿房之华美，极尽铺排之能事。至若二世之昏庸，赵高之奸佞，百姓之涂炭，反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此岂哀秦之本意耶？盖相如身处汉武之世，目睹主父偃、公孙弘等以文辞取宠，遂效其尤，以赋为干禄之具。其写秦之亡，不过是为汉之兴作铺垫，用心昭然若揭。今人读此赋，当见其文采，更当识其用心。 尤可笑者，赋末忽转入劝诫之辞，谓"持身不谨，亡国失势"，看似深明大义，实则空洞无物。相如既知此理，何不直言武帝之过？反以浮华之辞，谄媚取容。昔东方朔以诙谐谏主，司马迁以直笔著史，皆有所守。而相如之流，但知雕琢字句，取悦君王，可谓文人无行。今之学者，若只学其辞藻之美，不察其心术之邪，是买椟还珠也。 每读此赋，未尝不叹文人之堕落实始于斯。汉赋本可继《诗》《骚》之传统，然自相如始，渐成帮闲文学。后世扬雄、班固辈，虽欲矫正，终难挽回。今之文坛，仍有此等谄媚之作，或为权贵唱赞歌，或为资本写软文，较之相如，其卑劣更甚。故读《哀秦二世赋》，当以史为鉴，明辨文品与人品，不可徒慕其华美而忽其本质。文人若无气节，纵使才高八斗，亦不足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