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三国魏曹丕(187—226)撰。一卷。丕有《魏文帝集》已著录。据《三国志·文帝纪》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曰:“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明帝四年(230)春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文选》六臣注吕向:“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全书至宋佚散。曹丕为太子时的著作汇集,内容包括政治、伦理、生活、文化等。原文凡五卷,二十篇,曾刊刻于都城洛阳太学内。后因石碑毁废,仅存《自叙》和《论文》两篇。其中《论文》分析文人相轻原因,评价“建安七子”之作,强调文章应以“气”为主,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肯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功能。

汉赋。东汉班固作。这是一篇骚体述志兼抒情的作品。始见于《汉书·叙传》,萧统收入《文选》,又略见于《艺文类聚》,都未曾标明此赋有序。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后汉文》录用了卫灵公驱逐太子之事,作为该赋的序,似显牵强附会。班固自叙此赋主旨是“致命遂志”,即极言人间吉凶命运,进而表明自己处世态度。其妹班昭曾为之作注,李善注《文选》时每每称引之。此赋开篇从班氏始祖颛顼写起,再历数先辈的光辉业绩及由楚迁晋,尔后仕汉的历史,自己梦想着同祖先一样去建功立业:“梦登山而迥眺兮,觌幽人之仿佛”。同时作者从大量事实中意识到:天地无穷,艰多智寡,变化相诡,难料始终;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欲达到一定的目标,就必须“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以先圣之大道为模式,以天纲为训诫,以精诚信实的态度去努力,才能通于“神灵”,达于世情,有所做为。结尾部分的“乱曰”里,作者再度申明:“舍生取谊,以道用兮”。该赋通篇模仿楚辞特别是《离骚》,但内容较为单纯,讲究铺陈堆砌,在形象的个性化方面也远不及屈原的作品。

曹操著。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收于《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汉献帝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建安十三年任丞相,遂总揽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因而招致朝野谤议,说他将篡汉自立。为此,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颁发了这篇文告。题目系后人所加。说明其志向是随时势地位变化的。最初不过想作个好郡守;任典军校尉后也只想封侯作征西将军;镇压黄巾起义、平袁术、袁绍、刘表后,位极人臣,才以平天下为己任,并无不逊之心。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说:“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又说,曹操的“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刘盼遂、郭豫衡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说:“本文是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表明自己没有废汉自立之心的一篇文告。文章严峻而包含着浓厚的感情,与一般文告不同。”此篇是曹操后期散文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