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学论著。唐代张怀瓘著。一卷。为奏御之作。论述大篆、小篆、八分、隶书、行书、草书等六种书体的特点、创始者、代表书家。其后论述执笔之法,认为“若执笔浅而坚,掣打劲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纸,势有余矣;若执笔深而束,牵三寸而一寸着纸,势已尽矣。”甚为精当。是书陈振孙在《直斋书解题》中作《六体论》。所著六体为大篆、小篆、八分、隶书、行书、草书。叙述各书体源流,评论各体体势特点,颇精要。认为大篆法于鸟迹,史籀所造,李斯、蔡邕嗣之。其体势若鸾凤奋飞,虬龙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柯叶敷畅,劲直如矢,宛曲若弓,谓小篆乃李斯所造,曹喜、蔡邕为嗣。镂纤屈盘,鳞羽参差,其势飞腾,其形端俨。谓八分为王次仲所造,体骨雄异,贵异尚奇。

一卷。书评。南朝梁萧衍撰。全篇仅为两部分,凡二百五十字左右。首论钟繇书法十二意,为:“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端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掣也。补,谓不足也。捐赠,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而“规矩必周”;次评钟繇、二王书,亦“褒贬大备”。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