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明代戚继光著，成书于隆庆五年(1571年)。 共9卷，附杂集6卷。现存有明刻本，清代以来有众多的抄本和刻印本，多种丛书亦收录。全书可分为练卒和练将两大部分。正集一至四卷为练伍法、胆气、耳目和手足，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的场操、行营、野营、战约和杂集中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则为营阵训练。通过训练达到“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 “万人一心，万身一力”，以取得“防身杀贼立功”的实效。该书反映了在当时的作战 对象和火器大量使用的情况下编制装备的改进，即车、步、骑、辎各营配备较多火器。同时，反映了练兵方法的革新，即训练步兵、骑兵、车兵和铳手、炮手等配合作战，以发挥各种武器的威力。这具有时代的特点。作者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将官的品德修养，战术和技术修养，以及养兵、练兵、用兵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作者还主张兴办“武庠”，训练将官，并放到实战中锻炼，以培养深谙韬钤的良将。《练兵实纪》总结了明代的练兵经验，且文字通俗，便于官兵“口念心记”，掌握运用，对当时边备修整，保持安宁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兵家所重视。

我国古代兵书。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许洞历时4年于景德元年(1004年)撰成，共20卷，210篇，论述了210个问题。该书现存明嘉靖刊本及清代《四库全书》等刊刻本。 《虎钤经》的主旨是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并兼及风角占候、 人马医护等内容。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有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要取胜须“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 未战之前要“先谋”：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陈，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既战之后，一要善于“夺恃”，包括夺气、夺隘、夺勇等;二要善于“袭虚”，以佯动、诱敌击其虚;三要“任势”，乘机击敌懈怠，设伏击敌不意，乘胜扩张战果等。书中还强调“逆用古法”，“利在变通之机”。书中汇集的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其中许多为过去兵书所少有。此外，该书还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鹗、长虹等 阵。该书在体例上，分类编排，按类阐述，为后世许多兵书所借鉴。

《吴子》又称《吴子兵法》、《吴起兵法》相传为战国时卫国人吴起所作。现存《吴子》分上下两卷，每卷三篇，共六篇。宋代将《吴子》列入《武经七书》。提出以治为胜，赏罚严明，主张在军队实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等条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编组，实现军队的优化组合。要求统军将领“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四个关键的因素。提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进攻，以夺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