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书房

当梁武帝萧衍在宣纸上泼墨挥毫时,那支狼毫笔划破的不仅是丝绢,更是对书法艺术的千年桎梏。这位帝王书法家以《草书状》为旗帜,将草书从实用书写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绿水之徘徊"的生命律动。文中24个"若"字连缀的比喻,不是简单的修辞炫技,而是对笔墨韵律的禅意解构——你看那"横如孤舟之横江"的苍劲,不正是突破常规的勇气?"竖如冬笋之抽寒谷"的韧性,何尝不是逆境重生的写照? 今人在故宫面对怀素《自叙帖》的狂草时,往往惊叹其冲破法度的魄力,却少有人知这种艺术自觉的种子,早在萧衍笔下萌芽。当代书法教育仍沿袭着他提出的"形、势、气"三维评价体系,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现代书法展上,策展人用全息投影再现《草书状》描述的笔势轨迹。这让我想起某位书法老师的话:真正的创新者从不是推翻传统,而是让古老的艺术在当代重新呼吸。 那些被临摹千万次的法帖背后,藏着更珍贵的启示:当我们在职场或生活中遭遇框架束缚时,萧衍笔下的"状"字提醒我们——规则从来不是创造的敌人,而是让我们飞得更高的风。每次看到地铁站里年轻人临摹草书的侧影,就明白艺术真正的生命力,永远在于打破常规与传承经典之间的微妙平衡。
草书状
草书状
草书状
萧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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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无哀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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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  著
晋人嵇康著,从声音本性与情感特征的关联上研究音乐本质的著作。同阮籍一样,他们都去探究追寻“乐”的“自然”本体;与阮籍不同的是:嵇康从“养生论”角度去发掘,而“养生论”在阮籍的乐论中没有什么地位。嵇康认为音乐可以养生,而养生的根本在于精神上的和,因此,嵇康认为音乐的本质就是“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他的养生论。这种养生,与道家“全身保生”的养生不同,主要是“养神”即培养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但是,《声无哀乐论》又不是以“养生”为直接出发点的。他的直接出发点在于“养生”后面的“本体”——“和”。“和”不仅是“养生”而且也是“乐”的“本体”。人体有盛衰,“和”不变;音乐有“五音”,“和”常存。“乐”的“本体”—“和”,是永恒的常驻不变的,它本身没有欢乐与悲哀可言。人之所以感到似乎“乐”有“哀乐”,是把现象与本体混为一谈了。在嵇康看来,“哀乐”是人的情感的体现,是情感的特征,与“乐”的“本体”不是一回事,“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如果你高兴了,就从“和声”中听到欢乐;如果你悲哀了,就从“和声”中听到忧愁。其实,“和声”还是“和声”,它并不改变本性,还是如风一样,自由吹拂。至于你感到“哀乐”那是你的情感使然,并非声音使你“哀乐”。这一点,在美学上有重要价值。它强调了主体自身情感状态在审美和艺术欣赏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审美感受的个体差异现象。“声无哀乐”而人能感受哀乐,人有哀乐却不能改变声音,正说明声音超越了哀乐,不被哀乐所局限。这正是艺术的本质。就是要使艺术超出有限而达到无限,使“至和之声,无所不感”,“兼御群理,总发众情。”
画山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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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炳  著
中国古代绘画美学论文。宗炳著。最早载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后收入明刊本《王氏画苑》、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中国画论类编》等版本中。宗炳(375—443)。南朝宋画家,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人。家居江陵(今属湖北),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好游山水,信奉佛教,曾作《明佛论》。《画山水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关于山水画的美学论文,作者对佛学精神的体悟也体现在这篇论文的基本美学命题“畅神”说之中。所谓“神”,既是指与佛学之“道”相联系的“神明”,一种无限、绝对的精神本体,又是指已经掌握了这个“道”的超脱、自由的主体精神。在客观方面,“山水以形媚道”,“质有而趣灵”,即山水自然处处都亲附着,显现着这个精神本体,并因此而显得有“灵”有“趣”。山水画固然要“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但亦应象领会典籍那样“旨微于言象之外”,即超越“形”的有限性而去领会那无限的“神”。这是构成“畅神”说的一重含义。书中尽管论述了类似西方透视法的远近法,但最终仍归结为得“嵩、华之秀,玄牝之灵”,即为了得山水之“神”。在主观方面,已经“含道”的主体在“映物”、“味象”、“应目会心”中,感发着自身的自由无限的内在精神,使得“万趣融其神思”;在和山水之“趣”的这种两忘俱一中,主体精神也得到了无限的解脱、展发和怡悦。这是“畅神”说的又一重含义。《画山水序》的“畅神”说,既深化了顾恺之“以形写神”说,又突出了主体表现的意义,对中国古代的后期写意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