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又称 《后画品录》、《续画品录》。南朝陈姚最撰,其生平不详。姚最值社会动荡之际,由梁入陈。姚最对谢赫之《古画品录》所分品第不满,尤其对顾恺之被列为第三品、居陆探微之下,颇感不平,而认为顾氏绘画古今无双,故继《古画品录》而作 《续画品》。《续画品》只叙年代,不分品第,以梁元帝始,于解倩终,共录二十人。其中论断既有一人一论,亦有二人、甚至三人一论,如嵇宝均与聂松二人一论,释僧珍和释僧觉二人一论,释迦佛陀、吉底惧及摩罗菩提为三人一论,共存十六则论断。有人名下附有标注,如第一条“湘东殿下”下注曰:“梁元帝初封湘东王,尝画芙蓉图、醮鼎图。”似这类注释尚属姚氏之本文。而如 “张僧繇”条下之“五代梁时吴兴人”则绝非姚氏所注,为后人传抄时增益。姚最对二十位画家之论评多则五六行,少则三四句,气体雅隽,骈词俪句,辞采秀丽,但其内容单薄,不成系统,故被张彦远之 《历代名画记》讥为浅薄漏略,亦是实词。《续画品》 有明刊本、《画苑》本、《津逮秘书》本、《说郛》本、《砚北偶钞》本、《百川学海》 本、《美术丛书》 本、《丛书集成初编》 本、《四库全书》 本。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

中国古代园林美学理论专著。计成著。据计氏自称,此书定稿于崇祯四年(1631),梓行于崇祯七年(1634),原名《园牧》。除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到外,一直未引起人们重视,直至近代才被发现和重视。《园冶》一书共分“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叠石”、“借景”十部分。在“相地”之前列有“兴造论”和“园说”。1931年收入《喜咏轩丛书》,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参照日本内阁文库藏该书重新校正出版。1956年城市建设出版社据中国营造学社影印本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