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烟雨，秦淮灯火，谁还记得那个支离破碎的南宋？临安城头的月色依旧，照见的却已是蒙元铁骑踏碎的河山。毕沅执笔时，想必案头还摊着司马光的旧稿，砚台里磨着朱明王朝的残墨。可这《续资治通鉴》写的哪里是历史？分明是给腐朽王朝裱糊的金漆，是给专制皇权缝制的龙袍。 开封府衙的惊堂木声犹在耳，岳武穆的《满江红》尚未干透，毕沅的笔墨却已急不可耐地为赵宋王朝唱起了挽歌。他笔下那些工整的编年体例，像极了临安皇宫里精心修剪的盆景——将血淋淋的靖康之耻修剪成"二圣北狩"的雅称，把风波亭的冤狱美化成"权宜之计"。当他在乾隆三十七年写下"金人陷汴京"五个字时，可曾听见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呜咽？可曾看见黄河两岸饿殍枕藉的惨状？ 这部号称"续接《资治通鉴》"的皇皇巨著，最令人齿冷的是其奴颜婢膝的史观。毕沅用四十卷篇幅为专制皇权编织遮羞布，将方腊起义写成"草寇作乱"，把钟相杨幺称作"洞庭水贼"。那些在《宋史·忠义传》里泣血的名字，在他笔下不过是帝王本纪里的几个脚注。更可笑的是对蒙元暴行的粉饰，襄阳城六年的浴血奋战，竟被简化为"吕文焕以城降"七个冷冰冰的铅字。这样的"续通鉴"，续的哪是司马君实的衣钵？分明是御用文人的谄媚心术。 我总疑心毕沅在扬州梅花书院伏案时，窗外的月光该是浑浊的。当他誊抄《宋史全文》里的歌功颂德之词，笔尖必然沾着太多朱砂——否则怎会把赵构的苟且偷安写成"中兴之治"？怎会把贾似道的误国殃民记作"公忠体国"？那些刻意回避的史实，就像西湖底下沉默的岳王庙，永远等不到一个公正的评说。所谓"续通鉴"，续的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漏掉的才是真正的民间记忆。 如今翻看这部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官修史籍，字里行间飘着的都是文澜阁的樟脑味。毕沅永远不懂，真正的历史应该像汴河两岸的垂柳，记录风的方向；该似临安瓦舍里的说书声，存留百姓的悲欢。而不是这般跪着书写，把史笔弯成给皇权磕头的姿势。当他在最后一卷写下"元顺帝北遁"时，可曾想到百年后有个叫龚自珍的文人，会在虎丘山下痛陈"不拘一格降人才"？ 历史从不该是御用文人的描红本。当我们在图书馆拂去这套线装书上的灰尘，触摸到的不仅是虫蛀的纸页，更是一个时代被阉割的思想。那些刻意淡化的血腥，那些巧妙修饰的暴政，都在提醒我们：有些史书看似续写过去，实则早就背叛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