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史家作史，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今之史家编史，在求速成取宠，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古之史家更重史德，如司马迁，虽遭腐刑之辱，犹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今之史家将史学作为沽名钓誉之工具，为博眼球，曲笔阿世，毫无史家气节，实乃史界之耻。今读毕沅《续资治通鉴》，字里行间犹见古人著史之苦心孤诣，其承接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四百余年兴亡治乱，尽收眼底。其叙事之精审，考据之详实，令人叹服。尤可贵者，毕沅身处乾隆盛世，却能秉笔直书，不避忌讳，如记岳飞之冤死，文天祥之殉国，皆凛然有生气。而今人治史，或为政治服务而曲笔，或为商业利益而媚俗，史德荡然，每念及此，未尝不扼腕叹息。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这般严谨之作，今人已鲜有能继其踵武者。不读此书，不通此理，纵使满口历史，也不过是历史虚无主义者，虽高谈阔论，亦是数典忘祖之辈。毕沅此书，非仅为续司马光之业，实为存民族之魂，今日读来，犹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当今学界浮躁之风日盛，能静心读史者已属难得，更遑论效法古人著史之精神。每思及此，不禁感慨：史学之衰微，实乃时代之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