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文选》见载。二京,指汉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仍成。”一说:“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艺文类聚》载《西京赋·序》)。上篇《西京赋》,假借凭虚公子之口,先状西京地理形势之优越、高祖之定都,随即从各方极力铺陈西京的豪华奢靡:宫廷建筑的宏伟、城廓宅第的宽整、市场的繁荣、商贾的欺诈、游侠辩士的豪为、郊畿的殷富,及上林禁苑的游猎水嬉、百戏淫乐等。下篇《东京赋》则借安处先生之言,追溯历史,从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到西秦“思专其誃”的破灭,再历数两汉各代帝王,赞美了汉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等的文治武功,又极状洛阳形胜,汉室仪轨等。《西京》意在讽谏,暴露了王室的腐败,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东京》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文章描摹宏富,变化多端,辅陈夸张,跌宕有致,议论真切。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其“《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文章旨在超出《两都》,极力追求完备,铺叙夸饰之不足,则继以风发议论,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既是汉代最后一篇京苑大赋,也是前人赋宫殿游猎山川京城的集大成之作。

文论。三国魏曹丕(187—226)撰。一卷。丕有《魏文帝集》已著录。据《三国志·文帝纪》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曰:“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明帝四年(230)春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文选》六臣注吕向:“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全书至宋佚散。曹丕为太子时的著作汇集,内容包括政治、伦理、生活、文化等。原文凡五卷,二十篇,曾刊刻于都城洛阳太学内。后因石碑毁废,仅存《自叙》和《论文》两篇。其中《论文》分析文人相轻原因,评价“建安七子”之作,强调文章应以“气”为主,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肯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功能。

六卷。汉扬雄(前53—18)撰。扬雄,字子云,名扬雄或作扬雄。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其生平详见《方言》条。著有《琴清英》、《训纂篇》、《方言佚文》、《扬子法言》等。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藉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有扬雄集五卷。原本宋时已佚。宋人愈乃从《汉书》、《古文苑》等书中辑其文四十篇,编次为五卷。明万历间郑朴复加辑录,增益篇章,分为六卷。清代修纂《四库全书》即用此本。卷首有万历二十三年(1595)九月郑朴序。全书分为六卷,卷一为《法言》;卷二为《太玄经》;卷三为《方言》;卷四为《上书》,收《谏不受单于朝书》、《答刘歆书》、《答茂陵郭威》、《答谭桓》、《剧秦美新》,又收《解难》、《解嘲》;卷五为赋、颂,赋收《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河东赋》、《蜀都赋》、《太玄赋》及《反骚》等;卷六为箴、诔、连珠,纪、记等,箴收十二州牧箴和十九官箴,诔只《元后诔》一篇,连珠亦仅一篇。纪、记有《蜀王本纪》、《蜀记》及《琴清英》等。阙文篇目附于书后,如《训纂》、《家谍》、《绣补灵节龙骨铭诗三章》等。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题为《扬侍郎集》(扬雄仕汉为黄门侍郎),不收《太玄》、《法言》、《方言》,而收其文五十八篇。扬雄是汉赋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作赋以司马相如为法式,故其《长杨》、《甘泉》等诸赋,在气度与格局上皆有追攀、模仿《上林》、《子虚》的倾向。长于模仿而缺乏创造,这正是扬雄赋即此书的缺点。此书有《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