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阮籍著。又称《阮步兵集》、《阮嗣宗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前后变化较大。《乐论》大约写成于正始初年(正始年始于240年,终于248年),继承了儒家的礼乐观,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认为“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通易论》、《通老论》写成于正始年间,强调儒道合流,名教与自然相结合,主张“臣之求君,阴之从阳”(《通易论》),认为名教的基础在于自然,理想社会应当无为而治,“君臣垂拱”(《通老论》)。《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写于正始之后,全面继承了老庄思想,认为自然、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皆一气之盛衰;善恶、是非、死生都无所区别;理想的人生应当无慧无求,顺应自然,“恬于生而静于死”(《达庄论》);认为今日士大夫恪守礼教当与裤中之虱无异;理想的社会形态应当无君臣、无礼法。现存最早版本是明嘉靖间陈德文、范钦刻本,此外还有天启、崇祯间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明末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清严可均辑入《全三国文》本(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陈、范本为底本校勘出版两卷本,上卷文,下卷诗。

古代艺术美学著作。三国魏晋嵇康撰。其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强调音乐具有永恒魅力,无盛无衰,令人不厌不倦。高度赞扬音乐的感人力量:“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从重雅轻俗的美学思想出发,要求琴家保持“旷远”、“渊静”、“放达”的审美心胸,并阐述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各种现象变化,都由乐器的物质结构所形成,即由于“器和”、“张急”、“间辽”和“弦长”所产生的“响逸”、“声清”、“音痺”、“徽鸣”等现象,而乐器本身则总是保持其“洁净”、“端理”、“和平”的原貌。又从“怀戚者”、“康乐者”、“和平者”说明各种主观情感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感受不同,而音乐本身仍只以“中和”来统物感人。其美学观点,反映了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价值自身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寓教于美的艺术文学观点的一种批判与背离。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据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1525年)仿宋刻本;鲁迅手校《嵇康集》影印本;《文选》李善注本;《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代乐论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

辞赋名篇。三国魏曹植作。《文选》、《艺文类聚》见载。此赋当作于黄初四年(223)。曹植入朝后回封地途经洛水时,联想起洛水神女宓妃的传说,受到宋玉《神女赋》的感发,虚构人神相爱的悲剧,以寄托情志。赋文围绕人神相爱的主线,分成六层。先写发现洛神的经过;其次写洛神的体态容貌美,这是全文描写最为精采的部分,作者从姿态美、容貌美、情态美、服饰美、行为美五个方面毕呈神女的魅力,为相慕作了铺垫;其次写君王对洛神的爱慕;其次写洛神受到感动而深切地爱慕君王,将人神相爱推向高潮;其次写洛神被迫离去的悲剧;最后叙述离开洛川,照应首段。此赋的创作意图,有两种说法。一是感甄说,见《文选》李善注引《记》:甄逸女本为曹植所求,后为曹丕所得,谗死后,曹丕将其枕赍曹植,植过洛水有怀而作《感甄赋》,魏明帝改为《洛神赋》。后世多不取此说。二是寄心君王说。赋文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本文的主题当是以“人神道隔”的悲剧,曲折地表达求试不可、壮志难酬的不幸身世。赋文描写细腻而生动,如写神女之美,广比博喻,多面烘托,穷形尽貌。此赋为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作,最能体现曹植“文才富艳”的创作特色,其影响巨大。晋代书法家王献之曾书写过《洛神赋》,画家顾恺之也有传世的《洛神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