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乱世之真录。翻得，读得，品得。横竖都能看，长短皆可读。得志时能看，失意时亦能看。王侯将相可借鉴，贩夫走卒亦能受用。山穷水尽时要读，春风得意时也要读。求人不如问史，说史不如读史。读史之门！

这部记录李唐王朝开国历程的起居注，表面上是为太原起兵正名的官方叙事，实则处处透露着精心修饰的痕迹。从晋阳誓师到霍邑之战，从河东拉锯到长安易帜，每个关键节点都被涂抹上宿命论的油彩，仿佛李渊父子的每一步棋都早有神谕指引。但当我们剥开那些"赤雀衔书""紫气充庭"的祥瑞包装，看到的不过是乱世枭雄与门阀世族的利益合谋。 书中对战争规模的记载尤其耐人寻味。大业十三年七月的那场霍邑之战，温大雅笔下的李渊仅率三万义师，就击溃了隋将宋老生的十万精兵。这种数字的戏剧性对比，像极了后世评话里"八百破十万"的演义桥段。更可疑的是河东战役的记载——号称拥兵二十万的屈突通，面对李唐军队竟如泥塑木雕，任由对方在黄河两岸来去自如。这些违背军事常识的叙述，与其说是历史记录，不如说是为证明"天命所归"而刻意编排的剧本。 政治博弈的描写更是充满粉饰。书中将李渊塑造成被迫起兵的忠臣形象，却对"晋阳宫监裴寂献宫女"这个关键事件轻描淡写。试问哪个"被迫"造反的忠义之士，会先与隋炀帝的宫嫔把酒言欢？那些反复强调的"三让之礼"，在李世民带甲士逼宫的玄武门阴影下，显得尤为讽刺。起居注编纂者刻意淡化的，正是门阀政治中赤裸裸的暴力传承逻辑。 最值得玩味的是对关陇集团的处理。书中大谈"五姓七望"的归附，却回避了这些世族在隋末乱局中的骑墙本色。当李渊在太原犹豫不决时，是独孤怀柔、窦抗这些姻亲率先押注；当唐军逼近长安时，京兆韦氏、杜氏立刻改换门庭。这种心照不宣的政治交易，被包装成"天下归心"的戏码，后世史官竟也照单全收。 比起《贞观政要》的刻意造神，这本起居注的虚伪更为隐蔽。它用详尽的日程记录营造真实感，却在关键处埋下篡改的伏笔。比如记载义宁元年十一月甲子日"百官劝进"，却隐去了此前李世民在永通门外陈兵十万的细节。这种春秋笔法，让后世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都不免落入彀中。 当我们对照敦煌出土的《大唐创业注》残卷，会发现更多被官方版本删除的内容。曾有突厥使者向李渊索要"子女玉帛"的记载消失了，李建成在潼关之战中的军功被淡化了，甚至连裴寂献上的那套隋炀帝龙袍，在定本中也变成了普通的黄袍。这些被系统性抹去的痕迹，暴露出初唐史官"为尊者讳"的集体创作本质。 值得深思的是，这本起居注确立的叙事模板，成为后世王朝更迭的标准话术。从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到朱元璋的"红巾起义"，每个开国者都在复刻李渊的表演——既要暴力夺权，又要装作迫不得已。这种政治伪善的传统，或许才是这本起居注留给中国历史最"珍贵"的遗产。 在遍地祥瑞的记录背后，我看到的是被精心计算的权力游戏。当李渊在太原城头假意推辞百官劝进时，他的亲兵正在城南清剿最后一批隋朝死忠。这种虚伪与暴力交织的建国神话，经过文人的粉饰，最终演变成我们熟悉的"明君叙事"。而真实的历史，就像被删改的起居注原稿，早已碎落在敦煌的风沙里。

不少读者认为《大唐创业起居注》文辞艰涩，读来费力。这本书原本是唐代初年的官方记录，用的是当时的白话。唐代白话夹杂着大量长安地区的方言和官场用语。读不懂的原因在于方法不对。凡是读唐以前的史书，都应该先了解基本的训诂知识。 唐代距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语言变化很大。当时的白话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了古文。《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的是李渊起兵的过程，用的是当时朝廷的公文语言。这种语言和日常说话不同，更加简练正式。书中很多词语现在看起来很陌生，其实在当时是常用词。 读这本书需要对照唐代的字典和注释。比如《一切经音义》和唐代的史书注解。这些工具书能解释当时的专有名词和官职名称。唐代的度量衡、地名、官制都和现在不同，不查清楚就会看不懂。 书中还用了很多军事术语和公文套话。比如"檄""移""牒"这些文体，现在很少见到。唐代的公文习惯把重要的事写在前面，次要的写在后面。这和现在的写作顺序不一样。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特点。

古之史官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如董狐之笔，魏徵之谏，皆以实录为贵。今之史家或曲笔阿世，或文过饰非，使青史蒙尘，真相湮没。读温大雅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尤觉古人著史之严谨，今人治史之轻浮。此书以亲历者视角，详载李渊太原起兵至长安称帝三百余日间事，叙事之详实，措辞之审慎，较之新旧唐书之删润，更显本来面目。 尤为可贵者，温大雅时任记室参军，日录时政，所载多为一手史料。其记晋阳起兵前李渊"沉吟"之态，述霍邑之战"雨霁"细节，皆非后世史官所能臆造。今人读史，每惑于《资治通鉴》之春秋笔法，或迷于演义小说之夸诞情节，殊不知起居注这类原始文献，方为探骊得珠之径。余尝比对诸史，发现司马光删去李渊向突厥称臣事，而温书直书"启云欲举义兵，远迎主上，仍和亲突厥"，此等实录精神，实为史家楷模。 今之治史者，或囿于理论框架而削足适履，或追逐新异之说而标奇立异。观温大雅记李建成"性颇仁厚"、李世民"聪明勇决"，皆平实道来，不加抑扬。反观后世史籍，建成形象每被刻意矮化，世民事迹辄为过度夸饰。此中差异，恰见官方修史与私人记录之别。余谓读唐史者，当以《起居注》为镜，照见被正统史观过滤的细节，如李密来降时"高祖大悦，以礼待之"的原始记载，便与后世"屈己礼贤"的程式化叙述迥异。 温氏此书，非惟存李唐创业真相，更示后人以治史正道。其叙事既有"甲申，雨甚，渊命促召建成、元吉至"的精确，又有"将士见诸义军频捷，各自思奋"的传神。今人若欲探隋唐易代之秘，究权力博弈之实，舍此而求诸演义杂说，是犹弃珠玉而取瓦砾也。史笔如刀，贵在分寸，《大唐创业起居注》之价值，正在其不施斧钺而自显锋芒的实录精神。

翻开《大唐创业起居注》，我们看到的是一部被精心修饰过的帝王创业史。温大雅作为李渊的幕僚，用近乎谄媚的笔调描绘了太原起兵的整个过程，却刻意回避了那些血腥的权力斗争。这部看似详实的记录，实际上充斥着对历史真相的刻意遮蔽，其可信度令人怀疑。若将之与新旧唐书对读，就会发现许多关键细节的刻意美化，这不得不让人质疑其作为史料的客观性。 李渊在书中被塑造成一个被动起兵的忠臣形象，仿佛是被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反。这种叙述显然是为了掩饰其早有预谋的事实。温大雅不厌其烦地记录李渊的种种"不得已"，却对他在晋阳暗中积蓄力量、结交豪强的举动轻描淡写。更可笑的是，书中将李世民的作用刻意弱化，这与后来历史发展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前后矛盾恰恰暴露出起居注作为官方史书的局限性——它首先是政治宣传品，其次才是历史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隋末民变的记载也充满偏见。农民起义军被一概斥为"盗贼"，而李渊集团的军事行动则被美化为"吊民伐罪"。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出唐初史官的阶级立场。他们不遗余力地神化李渊集团，却对真正动摇隋朝统治基础的农民力量极尽贬低之能事。这种书写方式，实际上是为新兴统治集团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历史建构。 从史学价值来看，这部起居注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选择性记录。温大雅重点描写军事进程和祥瑞征兆，却对制度建设、民生状况等关键内容着墨甚少。这种侧重反映了早期唐史编纂的功利性取向——它更关注如何证明天命所归，而非客观记录历史全貌。当我们对比敦煌出土的唐代民间文书时，就会发现官方记载与民间记忆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作为读者，我们应当以批判性眼光看待这部"权威"史料。它固然保存了某些珍贵的一手资料，但更多时候是在为胜利者书写颂词。若将之视为信史全盘接受，势必会陷入官方史学的认知陷阱。真正的历史研究，需要穿透这些精心编织的文字迷雾，在多方史料比对中还原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价值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没说什么——那些刻意回避的空白处，或许藏着更接近真相的历史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