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诗圣手，千古绝唱。

古代评论诗歌的人看重诗歌的风骨和气节，认为诗歌应该表达真实的情感和高尚的追求。现在的评论诗歌的人只看重形式和技巧，把诗歌当作炫耀才华的工具。古代评论诗歌的人更重视诗歌的内涵，比如钟嵘，他评价诗歌时注重诗人的品格和诗歌的精神。现在的评论诗歌的人把诗歌评论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为了出名而随意褒贬，毫无原则，实在令人不齿。 现在读钟嵘的《诗品》，发现里面的观点到现在仍然很有价值。比如他提到诗歌应该自然天成，反对雕琢堆砌。这个观点正好对应现在那些刻意追求华丽辞藻的诗人。他还提到好诗要有滋味，不能平淡无味。这个标准到现在仍然适用。 钟嵘把诗人分成三品，上品诗人有真性情，中品诗人有才气，下品诗人只会模仿。这个分类很有道理。他特别推崇曹植的诗，因为曹植的诗发自内心，不是为写诗而写诗。现在的很多诗人写诗只是为了凑热闹，根本谈不上真情实感。 现在诗坛混乱，没有标准，好坏不分。每当想到这些，真正懂诗的人都会感到惋惜。钟嵘的《诗品》告诉我们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这些标准永远不会过时。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道尽诗之真谛，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批评专著以晶锐眼光品味汉魏至梁代诗人，其"滋味说"如清泉涤荡千年诗坛，钟嵘以草木虫鱼的比兴之妙，将五言诗的艺术魅力品评得淋漓尽致。

建安风骨已随邺水东流，钟嵘手中的笔却固执地悬在六朝烟雨里。翻开《诗品》的刹那，仿佛看见无数诗魂在竹简上跌撞——他们被分为三品九等，像宫廷宴席上的冷炙残羹，等着被后世文人咀嚼品评。那些被标为"上品"的篇章真的比"下品"更接近诗心吗？我总在子夜对着陶渊明的"中品"二字怔忡，如同看见明月被装进青铜爵。 永嘉之乱后的三百年间，诗人们用笔墨建造着比洛阳伽蓝更缥缈的浮屠。陆机的"绮靡"被钉在美学十字架上，左思的"野气"却像未驯服的麒麟。钟嵘说张协"风流调达"，评曹丕"所计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可当建安七子的骨殖都化作邺下尘土时，谁还记得当年铜雀台上的唱和究竟孰高孰低？诗之三品，到底是裁云镂月的圭臬，还是文人相轻的另一种精致包装？ 那些被钟嵘指间漏过的诗人更令我困惑。鲍照的"险俗"真的不及颜延之的"体裁绮密"？当谢朓的"奇章秀句"高悬上品，为何江淹的"筋力于王微"只能屈居中流？五言诗在钟嵘笔下变成蜿蜒的河图洛书，每个转弯处都暗藏玄机。可当我读到"陶潜诗篇篇有酒"的批语时，忽然觉得这位诗论家或许从未真正走进东篱下的菊花丛。 最吊诡的是《诗品》本身也成了被品评的对象。它用"滋味说"解构了三百年的诗歌史，自己却陷入"立品失当"的千年争议。钟嵘把曹操贬入下品时，可曾想到后世会有人用"幽燕老将"为他翻案？那些"某源出于某"的谱系考证，在敦煌残卷出土后显得多么像精致的空中楼阁。诗真的能被装进三品九等的格子吗？就像试图用竹篮打捞建康秦淮河的月亮。 如今我们仍在重复钟嵘的游戏。各类文学奖的评审席上，当代"诗品"们继续用刻度丈量灵感的重量。当看到某位诗人因"偏离主流审美"被降级时，我总会想起钟嵘给陶渊明定品的犹豫。六朝的月光早已变质，可我们评判文学的焦虑，与齐梁时代隔着千年竟惊人地相似。或许诗的本质就像钟嵘那个著名的比喻——"文已尽而意有余"，而所有品评都不过是续写的注脚。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学批评时代。《诗品》似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却又在窗玻璃上涂满了迷雾。钟嵘将汉魏至齐梁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法让人不禁怀疑：诗歌真的可以用品级来界定吗？ 那些被奉为上品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果真就比中品高出许多？陶渊明被列为中品，而陆机潘岳却高居上品，这样的评判标准着实令人费解。更奇怪的是，曹操这样开创一代诗风的大家，竟被归入下品之列。钟嵘似乎过分看重辞藻华丽，对那些质朴自然的作品反而视而不见。这让我不禁要问：诗歌的价值究竟在于形式之美，还是在于情感之真？ 在品评诗人时，钟嵘的笔触时而精准时而偏颇。他对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评价可谓精当，但对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的评语却又显得过于克制。最让人困惑的是，他对一些次要诗人的评价反而长篇大论，而对某些重要诗人却一笔带过。这种轻重失衡的批评方式，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把握住了诗歌发展的脉络。 钟嵘提出"滋味说"，主张诗歌要有"味之者无极"的艺术效果。这个观点本身很有见地，但在具体运用时却常常自相矛盾。比如他称赞张协"文体华净"，却又批评其"少病累"，这种模棱两可的评语让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更奇怪的是，他对同时代诗人的评价往往带着明显的主观好恶，这使《诗品》的客观性大打折扣。 最令人困惑的是，钟嵘一方面强调诗歌要"直寻"，主张自然流露；另一方面又推崇用典使事，讲究文采修饰。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体现在具体品评中，就造成了许多难以理解的评判标准。比如鲍照诗风雄放却被列为中品，而颜延之雕琢过甚反居上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读完《诗品》，我反而更加困惑了。这部开创性的著作确实为后世诗评树立了范式，但它自身的评判标准却如此摇摆不定。或许，诗歌本身就不该被简单地分品论等？钟嵘试图用三品九等的框架来框定诗歌，却不知诗歌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可框定性。这种困惑，也许正是《诗品》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诗评永远不该是简单粗暴的等级划分，而应该是对诗歌灵魂的深入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