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别集。南朝梁江淹(字文通)作。江淹文集最早为自己生前编定,《梁书·江淹传》:“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隋书·经籍志》所载不同:“梁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九卷。”注云:“梁二十卷,江淹后集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前后集各十卷。自宋代起,一般只著录十卷。现存江淹集有《自序传》说:“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谓如此足矣。”但《自序传》写于35岁,其集中可考订写作年代者大都作于此前,此集当是“前集”,“后集”早已亡佚。江淹集现存版本有十多种。依照编排方式可分二类:一是按赋、诗、文大类编次,又按年代排列,如《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刻本《梁江文通文集》10卷(附清叶树廉辑《校补》1卷)、明万历间汪士贤辑刻《汉魏六朝名家集》本及元钞本;二是既分赋诗文大类又分章表启诏等小类,如明代张燮刻本《七十二家集》、稍后张溥辑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江醴陵集》(《四库全书》本作《梁江淹集》)2卷。《四库全书》所收《江文通集》4卷,为清乾隆间梁宾以张溥本为底本、用汪士贤本等校订刻印。明万历间胡之骥注刻的《江文通集汇注》,是现存唯一注本。此本共10卷,卷一、二收赋,卷三、四收诗,卷五至卷十收颂、赞、章、表等文,今由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李长路、赵威点校本,卷末附有“江文通集佚文”、“南史江淹传”,江淹作品于此大体齐全。

文论。三国魏曹丕(187—226)撰。一卷。丕有《魏文帝集》已著录。据《三国志·文帝纪》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曰:“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明帝四年(230)春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文选》六臣注吕向:“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全书至宋佚散。曹丕为太子时的著作汇集,内容包括政治、伦理、生活、文化等。原文凡五卷,二十篇,曾刊刻于都城洛阳太学内。后因石碑毁废,仅存《自叙》和《论文》两篇。其中《论文》分析文人相轻原因,评价“建安七子”之作,强调文章应以“气”为主,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肯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功能。

古代艺术美学著作。三国魏晋嵇康撰。其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强调音乐具有永恒魅力,无盛无衰,令人不厌不倦。高度赞扬音乐的感人力量:“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从重雅轻俗的美学思想出发,要求琴家保持“旷远”、“渊静”、“放达”的审美心胸,并阐述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各种现象变化,都由乐器的物质结构所形成,即由于“器和”、“张急”、“间辽”和“弦长”所产生的“响逸”、“声清”、“音痺”、“徽鸣”等现象,而乐器本身则总是保持其“洁净”、“端理”、“和平”的原貌。又从“怀戚者”、“康乐者”、“和平者”说明各种主观情感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感受不同,而音乐本身仍只以“中和”来统物感人。其美学观点,反映了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价值自身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寓教于美的艺术文学观点的一种批判与背离。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据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1525年)仿宋刻本;鲁迅手校《嵇康集》影印本;《文选》李善注本;《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代乐论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