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西汉杨雄作。始见于《汉书·扬雄传》;又见于《文选》。这是一篇田猎赋,借汉成帝猎于长杨之事,宣扬汉帝国声威并表示讽谏之意。赋前有序,交待作此赋的背景和用意:汉成帝于校猎甘泉的次年(元延元年·前12),又田猎于长杨,致使“农民不得收敛”。扬雄扈从返回长安后作此赋以讽。赋的正文,其形式与布局均摹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设为“子墨”为客卿、“翰林”为主人,双方以对话形式各抒己见。该赋内容可分3部分:开头部分交待作此赋原委:子墨指责汉成帝猎于长杨“扰于农民”,“本非人主之急务”;翰林则说子墨“知其一未睹其二”,因而有必要加以澄清。中间部分是中心内容,以翰林之口,陈言汉帝国的强盛:先述汉高祖开国创业之功德,再述汉文帝休养生息之治绩,继之以汉武帝开疆扩土的威势,终之以为汉成帝田猎长杨作回护,委婉地表示出讽谏之意,言其虽出猎但有节制,能“遵文武之度”,“使农不辍,工不下机,婚姻以对,男女莫违”。最后部分是结尾,写子墨客卿向翰林主人认错。这篇赋能把铺陈描写与议论说理结合起来,虽讲究夸饰文采,但较为通俗流畅,没有汉代大赋那种堆砌臃肿的毛病,如状写汉武帝声威的文字有:“天兵四临。幽都先加。挥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而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蹻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无边城之灾,金革之患。”文字整中有散,顺其自然,简明而流畅,这在汉赋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

辞赋名篇。西汉司马相如作。《史记》、《汉书》见载。《汉书·司马相如传》曰:“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颜师古注:“宜春本秦之离宫,胡亥于此为阎乐所杀,故感其处而哀之。”文章先写离宫及其周围之景观,接着抒发秦代灭亡的感慨,并以今日二世墓地芜秽不修,魂魄飘零无着作结。(《史记》所载,此后另加五句喟叹性文字。)此文表现了痛惋至深的感情,对秦二世“持身不谨”、“信谗不寤”作了尖锐批评,并由此总结了国亡宗灭的历史教训。文章情景交融,寓情于景,渲染山之深,水之曲,竹树之繁茂,以造成一种似被历史遗忘的氛围,自然带出下面直抒胸襟的文字。其直抒中兼具评议成分,简明深刻,富有庄重感。对后世咏史作品有一定影响。

古代艺术美学著作。三国魏晋嵇康撰。其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强调音乐具有永恒魅力,无盛无衰,令人不厌不倦。高度赞扬音乐的感人力量:“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从重雅轻俗的美学思想出发,要求琴家保持“旷远”、“渊静”、“放达”的审美心胸,并阐述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各种现象变化,都由乐器的物质结构所形成,即由于“器和”、“张急”、“间辽”和“弦长”所产生的“响逸”、“声清”、“音痺”、“徽鸣”等现象,而乐器本身则总是保持其“洁净”、“端理”、“和平”的原貌。又从“怀戚者”、“康乐者”、“和平者”说明各种主观情感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感受不同,而音乐本身仍只以“中和”来统物感人。其美学观点,反映了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价值自身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寓教于美的艺术文学观点的一种批判与背离。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据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1525年)仿宋刻本;鲁迅手校《嵇康集》影印本;《文选》李善注本;《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代乐论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