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之兴始于曹丕《典论》。

初读《典论》，总觉其字句铿锵，却透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训诫意味。曹丕以帝王之尊论文，将文章比作"经国之大业"，这抱负固然宏大，但细究之下，却不过是把文学捆在政治战车上的漂亮说辞。那些关于"文气""体势"的议论，看似玄妙，实则暗含着权力话语的规训——什么样的文章算"雅"，什么样的算"郑"，最终解释权不还是攥在执笔批阅的统治者手里？ 最耐人寻味的是《论文》中品评建安七子的段落。表面看是文人相惜，字里行间却处处藏着比较的锋芒。说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评陈琳"章表殊健"，分明是用朱笔在给活人写墓志铭。这般品藻人物的做派，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权力场中的站位演习。那些被点评的才子们，有几个不是政治倾轧中的败将？曹丕自己倒是在文章里获得了永恒的胜利。 所谓"文章千古事"，在乱世中显得格外讽刺。当邺城的铜雀台还飘着歌舞，当七子的头颅相继落地，这位魏文帝却端坐书斋讨论文章的"不朽"。这让我想起他父亲曹操"对酒当歌"的慨叹——曹氏父子的文人面具之下，终究跳动着枭雄的心。那些精致的文论，不过是血火征途上偶然凝结的霜花。 最令人不适的是那种将文学工具化的论调。把文章比作"飞驰之势"，强调"奏议宜雅"，说到底还是在规训文人如何做合格的臣子。建安风骨里原有的悲怆与不羁，到了《典论》里都被打磨成合乎体制的棱角。当我们今天重读这些文字，除了看到文学自觉的曙光，更该看清其中权力与文学的共谋关系。所谓"自觉"，或许不过是另一种更精致的束缚。

《典论》之精妙，实为文章之圭臬。曹丕以太子之尊，秉烛夜谈，将文学之道阐发得淋漓尽致。其论文之气，如江河奔涌；述赋之理，似明月照人。每读"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句，便觉胸中块垒尽消，惟余对文字的敬畏。我常想，在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能如此洞见文学真谛，确非凡夫俗子所能及。文人相轻之弊，自古有之，而子桓独能超然物外，以公允之眼观各家之长，尤为难得。其论"文以气为主"之说，至今读来仍觉字字珠玑。每每翻阅此书，总觉得不是在读一篇文论，而是在聆听一位智者穿越千年的谆谆教诲。那些看似平常的句子，实则蕴含着对文学本质最深刻的把握，让人不得不叹服这位帝王文人的卓绝见识。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今人读曹丕《典论》，未尝不感慨系之。古之帝王著述，多关乎治国安邦之道，而文帝独以文论传世，可见其文心之重。彼时建安风骨，七子争驰，邺下文人济济一堂，何等盛况！而今之文坛，蝇营狗苟之辈充斥其间，以流量为圭臬，以噱头为能事，岂不令人扼腕？《论文》篇中"文人相轻"之语，至今观之，犹觉锋芒逼人。今之所谓作家，动辄相互攻讦，以贬损他人为乐，较之古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其格局之小，心胸之窄，实令人汗颜。 尤为可贵者，乃《典论》中"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论。曹丕以帝王之尊，竟能如此推重文学，可谓慧眼独具。而今之世道，文学沦为消遣之物，严肃之作无人问津，畅销榜单尽是些哗众取宠之作。每思及此，未尝不叹人心不古。文帝论及"气之清浊有体"，今人写作，气脉断绝者多矣，文不成文，句不成句，徒具形骸而已。 《典论》虽为千年前旧作，然其论文之道，衡文之准，至今仍熠熠生辉。今人若能取其精华，或可挽文坛之颓风。可惜世人多急功近利，不愿潜心研读经典，致使明珠蒙尘。笔者每读《典论》，总觉其文字如清泉涤荡心胸，令人神清气爽。而今之所谓文学批评，尽是些艰深晦涩之语，故作高深，实则空洞无物。相较之下，文帝之文虽简，其意却远，此真大家风范也。 若论文风，《典论》简洁明快，不事雕琢，而自见风骨。今人作评，或堆砌辞藻，或玩弄概念，读之令人昏昏欲睡。文学之道，贵在真诚，文帝之作，正是以真诚动人。可惜今人已不识此道，徒然在形式上下功夫，而忽略了文章最根本的灵魂。读《典论》愈多，愈觉今人距离真正的文学愈远，此情此景，怎不叫人黯然神伤？